序一

社会企业的三重对话

億方公益基金会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可以简化为三重对话。第一是与社会企业家的对话，我们由此支持了北大袁瑞军老师研究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企业认证，鼓励社会企业家自我认知，建立社群，构建生态；第二是与政府就社会企业发展的对话，就是支持李健老师对全球34个国家各级政府如何在政策上扶持社会企业进行脉络梳理，也就是本书的主要成果；第三重对话，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王群老师进行影响力投资研究，是与资本的对话。

这样，我们的三重对话，完成某种闭环，力图从社企主体、政策制度、使命资本三个方面，支持社会企业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发展。

李健老师的研究成果，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历史与现实形成的社会结构特点造成的。简略地横向比较的话，中国社会企业成长的社会土壤，与欧洲、美国、亚洲其他各国、各地区都不相同。

欧洲公民社会发达，英美市场经济发达，中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发达，亚洲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社会企业发展先于中国大陆，但体量的差异，使其借鉴意义有限。小国不足为凭，中国要自为标准，发展自己的特色。

如果说中国计划经济演变而来的路径，使得“大政府，小社会”特征显著，从而形成政府发达的历史，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等经济领域之中，也遗留了很强的诸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有“社会性”属性的经济元素。强政府与社会属性经济实体相结合，可能会定义出中国特色的、后来居上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种情景下，李健老师对各国政策的梳理及提出中国可能的借鉴角度，就十分有价值。

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需要公益行业补充，但公益行业本身也有其失灵之处。社会企业就是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创新，力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义利兼得，能够通过企业效率可持续地进行公益，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些地方政府部门，比如成都工商局，已经着手探讨制定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我们期望李老师的研究，能对更多政府机构提供某些借鉴。

由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我们相信社会企业在中国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其中，政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

政府、市场、公益和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一定会让中国变得更好。

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2017年11月6日星期一

序二

两年前，我应億方公益基金会邀请，讨论支持青年公益研究人才的“菁莪计划”，他们把中央民族大学李健作为该类人才的对标。及至看到李健所著《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方信億方基金会眼力不凡。

《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把欧、美、亚、非四大洲32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企业的政策文献“一网打尽”，并且对社会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制度背景、逻辑，政策层级与架构，政策支持内容，政策的差异性及其影响，社会企业的业务活动范围等，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展现。这项规模宏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全球社会企业政策支持体系一览无遗，具有工具书的功能。该项研究在方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并通过对各国、各地区社会企业政策类型化分析，对各国、各地区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十种常用政策工具的识别，及对韩国和新加坡两个亚洲典型强政府国家的社会企业政策设计之剖析，欲借他山之石，为我国社会企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由此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

该书对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制度环境，从“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个方面进行了全视角的分析，客观中正，见解独到。李健请我为此书作序，这让我有幸率先读到了他的研究成果，很受益。但对作序则有些顾虑。所虑者，我的社会企业观点和主张“偏右”，难作左右逢源之态，怕弄不好喧宾夺主，伤及中正。于是给李健发信表达了这个担忧，他即回复，让我“随意发表高见”。这才决定写一点儿话，谈些自以为是的建设性意见。好在中国还没有“社会企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构架，无论民间探索还是给政府建言，都需要开阔思路，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