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开幕式主题发言

转变发展方式和社会改革

李培林

目前，“中国模式”研究在学界很受关注。对此，中国官方的早先提法是“中国道路”，现在则主要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说法。但就个人而言，我比较强调“中国经验”的提法。从国外的角度看，中国出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从自身来看，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以收入分配为例，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成就，也有问题。而“中国经验”这一说法的涵盖面比较广，它不仅包括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包括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

另外，“模式”是一个相对定型的说法。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说过，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各种方面的发展要逐步地定型化。现在距离1992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以目前的形势估计，还需要二三十年中国才能基本定型。所以，相对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这一说法比较有弹性和发展空间。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北京共识”，它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提出的，主要强调与西方经验的对抗性。但我认为，中国经验虽然是中国的，但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它也是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被逐渐形塑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避不开，也不能完全否定西方的经验；而且，西方经验中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中国经验”实则是一种开放的、探索性的、不断形成的、越来越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经验。这也是我强调“中国经验”这一提法的原因所在。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经验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我们发展了市场经济，经历了政治风波，经受过金融风暴，也经过了大型自然灾害。可以说，在驾驭经济方面，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但相应的，在驾驭社会方面，目前这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尚无太多经验；而这正是我国当下发展的一大关键。因此，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由此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个主题，它强调了以下几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强调由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更多地转向依赖消费。二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创造”和“制造”仅有一字之差，但它强调了创新性。创新体系在美国目前已引起较大恐慌。他们不清楚中国所提的创新究竟是什么含义，因此判断中国可能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不再依赖西方。所以，提出“中国创造”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信号。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主要在经济领域改革转向现在全面进入社会领域改革的阶段。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看，我们现在强调要从出口和投资更多地转向消费。一项宏观指标显示，我国国内消费水平较低，居民的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总数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最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比较低的。再看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美国是70%，日本是60%。虽然美国出口方面贸易逆差很大，但是它的国内消费市场就足以支撑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美国国内消费不但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美国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否则会对中国的国际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另一项指标也显示了我国消费的薄弱。美国现在有3亿多人口，每年消费大概10万多亿美元；而我们有13亿多的人口，但一年的消费才1万多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人口上我们差不多是美国的4～5倍，但在消费上我们只有美国的1/10。

从表面上看，消费问题是收入问题，一国的消费水平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中国好像并非没有钱。以我国的外汇储备为例。外汇的大量增加给我国的外汇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些钱。外汇不能在国内消费，只能用于对外支付。但是，我们在国外市场上能买什么？一般来说就是资源、能源、技术和产品。我们可以用外汇储备购买煤炭、矿产等资源，但这只占储备量的很小一部分；我们想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但一般很难买到；至于产品，国外市场上大量都是中国出口的“中国制造”，我们根本不需要买。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很难花出去，但放在那里就会贬值。从外汇的保值、增值情况来看，现在欧元、日元都不太安全，唯一比较安全的是美元，也因此，我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这样也很危险，美国一方面迫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大量印制、增发美钞，这给中国的美元储备带来极大风险。一旦美元相对贬值，中国大量美元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幅下降，外汇资产面临严重缩水，众多国民的辛勤积累也将随汇率变动而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