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识观

杨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确，如何创造改变世界的知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思考的问题，更是当下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快速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专业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此，一些学者引入实践研究、证据为本等比较符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生产的研究方法，以期能够解决社会工作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区别、理论和实践有效对接并促进实践、生产达到改变目的的有效的知识等问题。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由研究者（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发起和完成的。因为人们深信：只有受过一定学历教育和严格训练的人才具备“研究”能力，所以“研究”必然是研究者们做的研究，自然书写者也必然是研究者。

与研究者主导完成的书写不同，本书案例的撰写者（除李大君外）都是“非社会工作专业学历和机构”的实践者本人或者团队成员。之所以这样安排，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对基于各种缘由（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反贫困、合作经济）长期（近二十年）开展的本土性农村/牧区社会工作进行回溯、梳理和凝练，生产为了“改变”服务的知识；第二，呈现实践者知识的品质以及在实践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的协同探究作用；第三，为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村/牧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务领域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本土性实践案例，提醒他们重视本土的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丰富理论和经验，对解决当下中国农村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参看和借鉴价值。

因为我们相信：实践者生产的“实践知识”相对于研究者的“学术知识”是另一种品质的知识；实践者即研究者，同样是知识生产者，研究者发挥协同实践者探究的作用；实践者生产知识的目的是服务于改变。本土社会工作理论的建设首先要立足于理解和积累本土社会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

一

实践知识是另一种品质的知识

（一）科技理性的学术知识生产观

在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领域，实证主义的知识生产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实证主义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代替了之前的神学中心观，成为一种哲学思潮。科技理性是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科学技术和知识能够改善人类的福祉，因此追求建立具有概括性（generaliz-ation）、测定性（testability）、实证（verification）的科学真理、普适的理论知识。在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国家大力兴建各种大学和研究所，发展各种专业，目的是培养一批经过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的人，生产专精化、界限明确、科学化与标准化的知识。

科技理性观下的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是：社会问题有通用的解决之道，解决之道可以在实务的情境之外生产出来，并通过出版、发表等手段呈现知识结果，用课程和培训等方式加以宣讲和传播，宣讲和传播就是促进改变的“行动”。至于该知识能否起到有效推动改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则是实践者的事情。

因此，研究者被要求使用一套严格的方法论来生产知识，如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有可供检验信度和效度的硬资料，能以清晰的推论来连接理论和资料；有可供检验结论的方法以及组织研究的理论。研究行动具体表现为从社会现象中确定问题，然后查询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制订自己的研究框架，分析资料的理论和视角，确定研究方法；然后进入田野收集资料，做资料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生产出知识（理论），之后寻找期刊发表、写书出版或变成培训的内容加以传播。此类知识生产的目的是服务理论知识的建构，即便是基于实践的研究，实践也被高度概括抽象，并不呈现丰富、复杂和各种张力之下的过程实践。把通俗易懂的实践经验不断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过程，最后变成大概只有研究者们看得懂的学术语言（要求语言的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此时的知识远离了实践场域，自然也无法落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活动。本来是基于实践且为了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但对实践者们来说成了艰涩难懂的知识，书写本身成了知识传播和转化为促进改变的知识的障碍。这套知识的生产逻辑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研究者能够做，因此他们自然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实践者的实践经验永远处在被研究者总结和概括的位置上，实践者也永远是研究对象，即使是研究参与者，也只是扮演经验、资料提供者的角色。生产理论知识的权利掌握在研究者手中，研究者们使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研究者的思想和行动中，很自然地扮演着指导实践者的角色。同样，实践者们也寄希望于研究者能来指导实践，觉得“我是做事的，没有什么理论，研究者们掌握着做好实践的知识，我的实践需要他们来指导”。理论高位和实践低位、理论者高位和实践者低位的格局就这样形成并巩固了下来，尽管我们很清楚现实中研究者带着自以为是的理论很难有效指导实践和促进改变。目前，这类知识的生产在学术界占据很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