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缘起

蔡元培从清朝翰林公到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从兴办新学、游学欧洲到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是从声望、资历还是从对教育的实际影响来衡量，民国教育界中恐怕难有出其右者。比起其他近代教育思想家与实践家，蔡元培已经超越具体的教育领域而具有思想文化的精神意义。

诚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的这段评价是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从某种层面上说，无论作为历史过往的杜威或其他的同时代者，还是栖身于当下的诸多研究者，皆不过只是蔡元培个人历史的诠释者。但是，当此后诸多研究者不断重复引用杜威的评价之时，杜威诠释者的角色就已经开始逐渐淡去，历史叙述便成为另一种“历史”。与其说研究者在不断引证中达成了对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看似一致的理解，毋宁说引证背后也暗含各个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立场、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这里并非否定杜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历史评价，更不是要抹杀蔡元培在民国教育学术理论与实践中无可替代的贡献，而是意欲追问：这种不断追述、叠加的叙述方式是否给对蔡元培的诠释带来了影响？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目前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与之相关的大部分问题，如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背景、具体过程及后世影响等，学界都已有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和理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认识已经成为理解和诠释蔡元培民国教育实践的“常识”。不过，“常识”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或掩盖历史本身应有的多姿多彩，某些太过大而化之的写意描述，反而使蔡元培在“炙手可热”的研究中缺少了些许人性的光彩。梁漱溟尝言，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如何开风气，如何酿潮流，非短期可以预见，需要在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与历史沉淀之后才能更加彰显。比如说，蔡元培在长校期间给北大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该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北大教师与学生以及其他大学如何看待蔡元培和北大？对蔡元培的诠释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否也存在着互动？如果这种互动存在，它又是怎样影响对蔡元培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解读的？这些都是以往研究关注不够、未能尽然解决的问题。

近代中国大学是在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与承袭中国已有的教育学术传统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诸多杂糅中西的思想与制度上的革新，重塑了北大自身的品格和传统，不仅被视为近代大学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也逐渐成了近代大学改革的精神象征。不妨先看三段论述。

1978年5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参加了蔡元培墓竣工典礼之后感慨地说：“在学术‘自由’、‘容忍’与‘尊严’的理念导引下，蔡先生为学术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实政治（当时的北洋军阀），社会势力（当时舆论对他领导的北大绝不是没有批评的）之外的天地，一个纯净的、独立的学术天地。……蔡先生一度建立的具实的学术天地，已成为一象征的学术世界。这个象征的学术世界是百家争鸣、千岩竞秀的世界，它是读书人所永远梦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征的存在也必将是永恒的！”

1998年5月，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提交论文《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总结了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他认为，尽管蔡元培长校时间不长，“但他在北大所奠定的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却一直绵续下去，垂诸久远。而且它的影响极为深广，远远超越北京大学一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