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是一个与中国经验相对应的全新概念，它指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个迅疾的社会变迁时代，13亿中国人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以及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从变迁的视角，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视，由此认为，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也自然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大变迁的双重视角。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而临着何种困窘和茫然。

第一章

中国体验：精神嬗变的观景之窗

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这200年来无数的学者以解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人们发现，刷新历史的力量是多重的，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技术创新、文化交融一直到个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的主观努力。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社会研究的路径，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费根揣测，气候的变化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玛雅文明的消失就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旱灾有关（费根，2009：128～147）；丹尼尔·贝尔认为，“技术从来就是区分社会时代的主要力量之一”（Bell，1999：188）；亨廷顿提出，变迁是由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物质在内的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促成的（亨廷顿，2010：51）；帕累托猜想，人类变迁的历史是“狮子”和“狐狸”两类精英循环的历史（Pareto，1968）；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则深信，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更是社会变迁最为严肃的主题。

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天然联系，近年来我们一再指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周晓虹，2010a，2010b），否则就会像黄万盛、刘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近10年来，围绕上述学术转换，已经有诸多学者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樊纲，2005；李培林，2007，2008；温铁军，2008），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观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迅疾变化。中国体验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度涉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观景之窗。

一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雷默撰写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特点。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雷默，2004）。

尽管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模式，但受到雷默启发的中国学者却相对谨慎，他们意识到“共识”应该是一种“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俞可平，2006：12），而中国的一切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定型的并为世人广泛接受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选择使用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中国模式”所可能为人接受的表述是：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