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学者的本分

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所收获。一句耳熟能详自我解嘲和安慰的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在学术史意义上“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入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一块又一块的青砖黄瓦。

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他/她生不逢时、身处逆境，大多数人也不会知难而退。这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喀索斯，对自己在水里的倒影爱慕不已、难以自拔；否则，如何能长年累月、不离不弃地坚持下来？就此吾人可以举出太多经典事例。如司马迁抱怨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却仍坚信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乾隆年间《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一生处在“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但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再有稍后一些的德意志，叔本华于一八一八年前后撰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多少年来几无人问津，可他仍然信心满满地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忘我投入、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事例，那就举不胜举。一个颇为生动形象的说法即一九四九年发明避孕药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学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1923-2015）的回忆录所言：“扮演学术成员妻子的角色简直糟糕透了，同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的‘情人’带回家去的科学家一起生活，绝对是难以忍受的。”

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这是韦伯在其人生最后一年即一九一九年为慕尼黑大学学生所做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之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制度，规定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要从除听课费之外别无薪水的编外讲师做起。韦伯的家境相当优渥，不在意讲课费。他最初在柏林大学开设商法和罗马法课程，选修的学生数量太少，其中有一位还是走错了教室。由于第一次上课，至少得有两三位学生选修，韦伯请这位学生将名字留在选修名单上，并承诺退还十个芬尼的听课费。逮至一九一九年，当韦伯发表这个著名讲演时，他在德国学术界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没有多少学术影响力。所以，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就中国当下的语境来看，韦伯的这一质问恐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毕竟，吾人大学目前的薪酬制度是“竞赛制”，教授分“基底工资”加不同档次的“岗位津贴”。虽没有统计数字论证这个基底工资为全球最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学者几乎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当政者设计了在基底工资之上几倍于此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绩效考核”。再有所谓“长江学者”“特聘”“资深”“学术带头人”等五花八门的评选，都与获得者的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各种评比的结果无非“水落石出”，同一专业教授之间的收入形成不少于几倍的差距。作为参照，欧美、日本、新加坡乃至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学者薪水是“达标制”，除了少数讲座教授，只要拿到“永久教职”，同人薪酬水平是相差不多的“水涨船高”。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校也不会额外给他/她任何经济补贴。所以，当下中国的不成功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