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文的生成

韩高年

摘要：问对文萌芽于春秋以前，伴随着咨询制度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普遍实行，一些诸侯咨询政事于臣下或卿大夫问政于下属的“口述问对”被记录下来，并被引为经典，这一过程导致问对体的定型。

关键词：春秋 咨询制度 问对体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这段话指出了问对之文在文体上的基本特征，但未详论其起源及演变。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对问对一体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氏说：“按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邃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谕，曰答，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列之。若其词虽有问对，而名入别体者，则各从其类，不复列于此云。”徐师曾在归纳了各种类型的问对之文后指出：究其根源，见于《左传》等典籍的“君臣朋友口相问对”是后世问对之文的源头。这是极有见地的意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古代文体产生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源自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的吁求。文体在受到“他律”的同时，也受自身发展的“自律”。

上文所引徐师曾关于问对文源于春秋的观点，为我们考察这种文体的生成机制指明了方向。结合春秋时期问对之文的实例来看，问对文在春秋之前即已经萌芽，而在咨询制度盛行的春秋时代逐步定型。

一 咨询制度与问对文的起源

据上古史研究者的意见，在部落时期，遇有重大公共事务无法决断，部落首领须通过咨询各方面意见以完成决策。因此，咨询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实现重大政治事件决策的行政制度。《尚书·尧典》载帝尧曾就治水之事咨四岳及众人，年老时还曾就继任者“咨四岳”，这就是典型的咨询制度。进入夏代以后，虽然王权初步确立，但咨询制度仍是一种为明君所采用的重要的政治制度。商代统治者虽然自称“余一人”，但有德之明君仍注重在为政中征询贵族和贤者的意见。《尚书·盘庚》载盘庚迁殷之前曾对贵族们说“重我民”，又说“暨予一人猷同心”，意思是说要重视民意，我的谋划与你们同心。这是典型的咨询制度的表现。

那么，由咨询制度催生出来的问对之文见于何处呢？这还要从《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中求之。

周初立之时，武王曾就治国之事多次咨询于周公旦，周公旦据史实以对武王。其问对之文见于《逸周书》，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开武》《小开武》二篇。《大开武》云：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王拜曰：“允哉！余闻国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而今言维格，余非废善以自塞，维明戒是祗。”

周公拜曰：“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四戚：一，内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师；四，哀同劳。

五和：一，有天维国；二，有地维义；三，同好维乐；四，同恶维哀；五，远方不争。

七失：一，立在废；二，废在祗；三，比在门；四，謟在内；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违。

九因：一，神有不飨；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两有必争；六，富有别；七，贪有匮；八，好有遂；九，敌有胜。

十淫：一，淫政破国。动不时，民不保。二，淫好破义。言不协，民乃不和。三，淫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四，淫动破丑。丑不足，民乃不让。五，淫中破礼。礼不同，民乃不协。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顺。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类。八，淫权破故。故不法官，民乃无法。九，淫贷破职。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