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导论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溯源

现代学者讨论近代“科学”时，常常喜欢引用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说的一句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以此来证明“科学”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程度，但很少有人质疑胡适话语的确凿程度。若严格考证胡适所说，从1923年倒推30年，也就是1893年，以现有的材料来看，作为近代学术名词的“科学”尚未在中国出现，胡适的“科学”应该是一个后发的概念。用后出的概念诉说前史，立论的基础已经令人生疑，后学者又多以胡适的话为定论，这难免混淆历史本相。

如果将胡适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西学体系，大致是成立的。宏观而言，近代西学在中国至少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来自域外，虽然通过不同渠道，经过不同程度的翻译与筛选，但大体保留了西学的原貌，变化较小的学术种类，主要指自然科学与技术；另一个是中国人选择性吸收的西学，一般遵循有益者采之、无益者置之、择善从之的标准，衡量的尺度亦因时、因地、因人存在差异。曾经滥觞于近代中国的“格致学”“实学”“新学”乃至“科学”等，指称西学的学术名词大多是两种面相共存。近代所谓的“学战”从一开始便不是中西学术的直接对弈，而是希望通过中学的“西化”，以应对来势汹汹的西学大潮。中学“西化”的初衷或许只是郑观应期待的“以西学化为中学”，但从结果看，中国学术走上的是一条“以西学化中学”的不归路。不过，尽管西学所占比例一再增加，但形成的各学终究还是梁启超所说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混合体，固有学术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延展性。

问题在于，同为西学，何以诸学之名逐渐褪去，“科学”一词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却“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至今成为治国方略，且越发显得仰之弥高？今日所谓的“科学”或有别于晚清民国时的“科学”含义，但“科学”一词沿用至今，说明它已经扎根现代人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留下深刻印记，且持续地发挥作用。“科学”概念的生成衍化及其一路走来何以得步进步，吸引了不少史学研究者的好奇目光，将“科学”视为整体，探求其输入、传播与运用的全过程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字面上看，“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二字连用指代科举的用法并不普遍。目前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为日本的原语汉字借词。严格而论，它与科举之“科学”绝非一事，而是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

已有研究显示，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32年，著名的兰学医生和翻译家高野长英在其著作《医原枢要内编》中说“解剖学乃医学之一科学”，该词即有专门之学的意思。明治维新后，出现不少在“分科之学”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日本学者。1871年，井上毅讨论学校制度时，让学生跟外国教师首先学习作为学问的“语言学”，然后再“科学化”；文章中出现的“农科学”一词，特指学术专业化。1873年，福泽谕吉将“科学”与“文学”一词连用，指称“文学学科”。1874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的《知说》一文中出现“科学”字样。但据沈国威的翻译，science仅对应“学”，“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与“学”相对的为“术”，“据真理为吾人兴利去害、使之被失向得者是也”，“至于所谓科学，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日本学者岭木修次认为《明六杂志》的例子根据上下文判断有“学科”之误的可能性，属于孤例、疑例。科学史家吴国盛也认为英文的science并没有分科之义，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应是discipline。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是针对当时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专业化、分科化阶段而言的，突出了19世纪中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但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