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战后由西方先发国家所开启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呈现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以往由先发国家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控制的地理集中的生产过程，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的降低而日趋片段化、分散化和网络化；与此同时，在地方尺度上，这种全球分散的生产过程又通常会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衍生为本地化的空间集聚和产业关联以获取“集聚效应”（正的经济外部性或知识外溢）。学术界将上述现象概述为“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亦将其称为“产品内分工”（卢峰，2004）。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内，一国参与国际竞争所凭借的竞争优势不再具体地表现为某个产业、行业或特定的产品，而是体现为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个环节或工序上的要素禀赋优势。借助全球价值链，先发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投入的高端要素禀赋（比如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所拥有的“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产业链、建立生产企业，获得了丰厚利润；而后发国家的众多企业也凭借相应的要素禀赋（比如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优势承担价值链体系中某个工序或服务以获取“分工利益”。在本书中，我们以“租金”的概念来刻画这种全球价值链内的分工利益的多少。客观地说，嵌入全球价值链既是先发国家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构筑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亦是后发国家企业基于现实基础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际化成长的重要战略。

在这一轮由跨国公司充当“急先锋”的经济全球化中，先发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亦无法否认，这一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也为诸多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顺利进入全球市场、获取先发国家领先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机会。我国的诸多集群企业正是因为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契机，凭借自身的低成本要素优势，依托先发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取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加快国家初级工业化的进程，并迅速地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

但是，当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以往的定位于“全球价值链底部”的经济增长战略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亟须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国内方面，我们正面临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资源错配、供需结构失衡、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飙升以及环境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值的情况；国际方面，全球经济正陷入增长的“新平庸”，国际需求长期萎靡不振，价值链低端供给竞争加剧（比如印度、越南低廉的人工成本），价值链高端国家的生产格局面临再平衡（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上述国内外经济情势的新变化，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以往我们所擅长的以外需为锚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继续切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将进一步引致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并由此在可能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和谐发展进程的同时，使我国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贸易抵制（譬如美国所发起的“301”条款贸易调查）。

时下，在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我们所倡导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或者说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俨然已经成为新的国内外情势下最为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述，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由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驱动”。然而，在这里要澄清的是，对以往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转型升级，绝非如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重新回归到内向型经济，而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黄金机遇期，即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尽快地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纷纷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高端生产型服务业聚焦发力，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