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翻译与比较研究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法〕梅谦立

摘要：耶稣会士在17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原始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在《四书直解》中赞成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关键词：耶稣会；柏应理；张居正；儒家经典

引言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学者投入最多研究精力的经典，毫无疑问是《圣经》。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一定关注到在中国也有同样地位的“中国圣经”，即所谓“四书五经”。不过，当耶稣会士进入这个宏大的中国诠释学传统时，他们需要考虑，究竟什么经典最有权威和代表性？哪些注释家真正诠释了经典的本意？他们反复阅读儒家经典和各种各样的注释评论，跟士大夫们进行了广泛交流，力图理解儒家经典的价值，并按照耶稣会士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儒家经典是否包含“真理”？哪种注解更靠近“真理”？来华的耶稣会士自称他们彻底排斥宋明理学的同时，却大力提倡先秦儒学。可是，当他们跟当时的士大夫进行交流时能够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吗？他们对宋明理学的排斥有没有某种修辞成分？或者，当时的理学影响是否太过强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摆脱朱熹的注解？

耶稣会士要从自己哲学宗教思想的角度去阅读“四书”，我们今天怎样看待他们所形成的儒家经典诠释学？某种外来文化能不能发展儒家诠释学？如果可以的话，在基本知识（语言、原文、注释、思想史）之外，还需要具备怎么条件？关于耶稣会的“四书”译文，许多学者已经做过很详细的解读，不过其研究往往仅止于较笼统的中西思想比较，未能深入把握耶稣会士所使用的中文材料。本文试图理解耶稣会士的“四书”译文与中国传统诠释学的关系。耶稣会对《大学》《中庸》《论语》的诠释，是翻译还是背叛？简略地介绍耶稣会的翻译工作之后，我们还要追踪中国传统内部的两条线索，去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理解。

一 从“学习儒家经典”到“为它们辩护”

168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本书是耶稣会传教士此前一百年不懈努力的积淀产物。早在1583年，来华传教士便开始主要通过“四书”来学习中文。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以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更是利用“四书”作为主要的语言教材。后来，葡萄牙人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在江西建昌为一些来华不久的年轻耶稣会士教授古文，当时的意大利学生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帮助编辑出版了《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该书内容包括孔子生平、《大学》及《论语》的前半部分。在文化交流史上，这本书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被美国学者詹启华（Lionel Jensen）称作“第一本中、拉双语译文”。不过，我个人认为其重要性更在于，它是在中国首次使用从左到右横排书写的中文文献。后来，殷铎泽把《中庸》翻译成拉丁文，并将题目定为Sinarum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中国政治伦理知识》）。

传教士这样努力地去学习和翻译“四书”，其原因在于，按照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古代儒家保持了原来的一神教信仰，后来，因为佛教的传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原先的信仰几乎消失了。不过，在利玛窦去世之后，他的“适应政策”在传教士之间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杨光先所发起的“历案”（1666—1671），23位传教士被软禁在广州。传教士争论“中国礼仪”是否属于迷信的问题。可是，由于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礼仪习惯，而且士大夫和老百姓对祭祀、祭孔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针对“中国礼仪”的定义传教士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因此，他们试图回到儒家经典，以孔子的思想为标准，来定义中国礼仪，以决定中国礼仪是否属于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