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刊词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即创办了学术专刊《郭沫若研究》。《郭沫若研究》作为研究会的会刊，迄今已逾三十年了。不定期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总计编辑出版了12辑及一本《专辑》，另有若干种学术会议专辑。就数量而言，虽不是很多，但《郭沫若研究》的编刊原则是展现郭沫若研究最新的学术水平，站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在当时，这是做到了的，所以得到郭沫若研究界专家、学者的认可和好评。遗憾的是，后来因各种原因，郭沫若研究在学术领域一度遭到冷遇，《郭沫若研究》亦停刊了很长一段时间。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对于他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专门领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郭沫若研究》可以说是伴随着这一学术领域的形成而生的，同时也为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发展贡献了一分力量。

郭沫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他的研究，可以拓展到文学史、史学史、学术史乃至近现代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沉浮，郭沫若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发展。当前的郭沫若研究也处在一个应有的学术常态之中。所以几经提起的复刊《郭沫若研究》之议，终于付诸实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申请立项，《郭沫若研究》将以学术集刊的形式复刊，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生谓三十而立，作为一个学术刊物的《郭沫若研究》，虽然停刊多年，应该也可以三十而立——重新长身而立。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需要一个学术园地，需要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复刊的《郭沫若研究》将努力打造这样一个平台，耕耘这样一片园地。

郭沫若曾为他的古文字研究著作的出版写过一首诗，诗中云：“没道名山事，劳君副墨传。”复刊后的《郭沫若研究》将会让优秀的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成果得以很好的传承。

文学研究

重识《女神》

魏建

摘要：近百年，对《女神》的认识和研究有很多误读，既有被遮蔽的无知，也有被扭曲的过度阐释。本文对《女神》的时代精神、“小我”与“大我”、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等问题做出了新的梳理和新的解答。

关键词：郭沫若 《女神》 新梳理 新解读

2016年是《女神》创作肇始（不是出版）100周年。许多学者意识到，这部诗集的文学史价值大于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只是这种价值我们至今还认识不足。它究竟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还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抑或是其价值不限于文学呢？

一

被遮蔽和被扭曲的《女神》

100年前中华大地上掀起的新文化/文学运动，被后人简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人被称为“五四先驱”或“五四新文化先驱”，一般是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事实上，这一运动真正的“先驱”有两类：一类是思想的先驱；另一类是创作的先驱。前者是在思想上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倡导新的意识形态，后者是在创作上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实践新的意识形态。前者的代表是陈独秀和后来的胡适，后者的代表是鲁迅和郭沫若。可惜，有关的研究成果和文学史叙述只把前者当成先驱，后者被视为响应前者的主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出现这样的认知误差的原因是鲁迅最早的新文学作品《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于1921年，而陈独秀等思想先驱的行动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鲁迅投入新文化运动与其他思想先驱相比，的确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而且他自己也说过“听先驱者的将令”之类的话。但郭沫若可不是这样，早在1916年，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就开始了实践新意识形态的白话新诗创作。这些新诗后来大都被收入《女神》，只是当时没有发表而已。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的这些创作与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郭沫若正式发表白话新诗是在1919年，到了这时，郭沫若也并不清楚国内的新文化倡导者在做些什么，即使到了他的白话新诗创作进入爆发期的时候，他也与国内的思想先驱处于几乎完全隔膜的状态。当时的郭沫若基本上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乎是独立地用《女神》的创作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