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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时事、好谈政治是中国读书人的一大传统。对传统时代的士人而言，读书的终极目标是得君行道、化民成俗，经邦济世既是分内之事，也是圣经贤传所教授的实际知识内容。

一

关心时事、好谈政治是中国读书人的一大传统。对传统时代的士人而言，读书的终极目标是得君行道、化民成俗，经邦济世既是分内之事，也是圣经贤传所教授的实际知识内容。降及近代，出现了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修齐治平”已不再是笼罩一切知识门类的总纲，学术与政治分流并保持相对独立的观念也开始出现。尽管如此，现代社会通常所寄望于知识分子的那种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又显然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人传统相通。加之近代中国本就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新旧转型之际的读书人更不能不对身处其间的时代环境投入极大关注，乃至由议政走向参政，深度介入现实政治运作。

章太炎就是这批转型时期读书人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章太炎一度严辨“求是”与“致用”的畛域，主张“学在求是，不以致用”，认为学术发展必须倚赖民间办学，这些往往被视作学术独立于政治这一现代观念的早期表达。另一方面，太炎又从未真正恪守“不谈政治”的清规戒律。据学生及朋友回忆，太炎自认为“所长的是在谈政治”，“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活动与言论》）。既试图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拉开距离，又始终放不下对政治的那份“忍不住的关怀”，这种矛盾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何况章太炎曾任《民报》主笔，在清末即因鼓吹革命而名动天下；待到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更是被人尊为“鼓吹革命之文豪”，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并称“民国伟人”，其政见政论，对时局自然产生不小的影响。就此而论，无论是对于理解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身份转变，还是对于了解民初人物事迹，章太炎的言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章太炎晚年照片

二

然而长期以来，章太炎关于民初政治的言论，并不很受学界重视。这种情况的产生，恐怕要从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乃师的评价说起：

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在作为革命家的鲁迅眼中，章太炎平生最能体现“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者，即其“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革命经历，这主要集中于章太炎在清末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鼓吹反清革命的阶段。至于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二次革命以后的章太炎，在鲁迅看来，则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乃至“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由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逐渐形成的权威地位，上述评价也同步经典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支配学术界的指导性意见。如此一来，“章学”研究便明显呈现出“详前略后”的特征：几种研究史上有标志性意义的章太炎年谱及传记类著作，有关1912年以前的篇幅，均远大于1912年以后的篇幅。随着人们不断追问章太炎在戊戌变法至武昌起义之间如何逐步成长为反清革命理论斗士，“章学”研究事实上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子题目，即通过观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读书人如何从改良转向革命，解释辛亥革命这一所谓“三次革命高潮”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高潮何以来临。即使是在思想史研究界对革命史兴趣消退、关注点逐渐转向“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陈平原语）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章太炎研究的热点也只是从《民报》上那些被鲁迅誉为“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的“战斗的文章”，转向了1906—1910年间以《齐物论释》为代表的齐物哲学，关于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即此可见鲁迅的“盖棺论定”造成的影响惯性之大。

上述回顾并不是要否认鲁迅有关章太炎评论的价值。相反，鲁迅对章太炎历史境遇的理解其实颇具洞见，这一点下文还将继续提到。只是鲁迅称章太炎“退居于宁静的学者”而“与时代隔绝”，这恐怕只能说是由于鲁迅并不认为太炎晚年的政治活动有多大意义，所以才只看到了太炎的“儒宗”形象，不一定就是对具体史实的客观描述；只消一瞥《章太炎全集》所收20世纪20年代后章太炎与各方连篇累牍讨论时局的往来信件以及各种通电、宣言，便可知此老何其不“宁静”。实际上，无论如何权衡章太炎在学术史和革命史上的轻重，无论认为章太炎在进入民国以后是“前进”还是“倒退”，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应该以厘清章太炎政治生命后半程的实际经历为前提条件。特别是考虑到民国初年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语）的乱世，其政局变动之剧烈和复杂程度较诸晚清不啻倍蓰，梳理章太炎晚年政治经历，就更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了。

三

古人云：“诵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编辑这本《章太炎谈民初政治》，部分意义就在于帮助读者了解章太炎在民初的遭遇，从而进一步了解太炎其人与其学。以下将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要介绍几个较为关键的问题，尝试为把握章太炎民初政治思想与行动勾勒基本线索。

三分天下之局。民国建立之初，中国实际上存在三大政治轴心，即北洋政权、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和武昌军政府，三者在地域上分别盘踞于北京、长江下游及广东等地、武昌。如何处理与三方的关系，平衡三方势力，形成建设民国的合力，这是章太炎在民国初年需要思考的头等大事。

三者之中，军事实力最强的是以袁世凯为代表、以北洋六镇为后盾的北洋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逊位诏书中，明确要求“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使袁世凯成为代表新生的中华民国同清廷进行权力交接的受权方，从而博得极大政治资本。是以民国政府北迁北京前后，袁世凯及北洋政权一度寄托了各方人士关于缔造强大中央政府、统一全国政令的期望，声望甚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以后，章太炎极力拥护袁世凯，在建都北京、实行军民分治、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上予袁世凯以有力支持。但是袁世凯政权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取得章太炎等人所期许的攘外安内之效；吏治的腐败，立宪派与旧官僚的相互倾轧，特别是日本、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与北洋政府的应对乏力，都使章太炎对袁世凯感到日益失望。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彻底与北洋政权决裂，往返奔走于北京、上海、武昌等地，推动武昌政权与国民党合作，策划推翻袁世凯而以黎元洪取而代之。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以为逼袁世凯下台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只身入都活动倒袁，以致被袁世凯幽禁近三年。鲁迅笔下“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的壮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无疑是章太炎民初乃至毕生行迹中最引人瞩目的高光时刻之一。

宋教仁墓

其次是与章太炎旧缘最深、恩怨也最复杂的同盟会。章太炎早在1899年夏因戊戌政变旅居日本时即已结识孙中山，1906年第三次东渡日本，受到孙中山等人的热烈欢迎。他投身同盟会，担任《民报》主笔，这是他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政治蜜月期。但是，同盟会是由广东兴中会、湖南华兴会、浙江光复会三大势力合并成立的，内部团结并不稳固。1907年3月以后，章太炎先后两次参与倒孙风潮，并在重新独立的光复会中扮演领袖角色，不仅加速了同盟会的分裂，也在与孙中山的关系中留下了较深的芥蒂。因此在民国初建、南京与北京对峙期间，章太炎一面拥袁，一面对孙中山、黄兴及南京政府屡次提出严厉批评；直到“宋案”发生后，章太炎才与国民党重新合作，谋求借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并于袁死后追随孙中山远赴西南开展护法运动，继续对抗北洋政府。这些作为或不妨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称之，但如果细心浏览“宋案”以后章太炎与国民党联手行动的历次政治宣言，便不难看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等人既有其同，也有其异，双方实际上是基于各自立场的有限合作，终究未能回到同盟会初创之时密合无间的状态。

最后，也是章太炎最为看重的武昌军政府。自从辛亥首义的枪声在武昌打响以来，章太炎便明显受到湖北方面的极大吸引。1911年冬，章太炎一度呼吁定都武昌、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央政府、选举黎元洪担任大元帅（参见《宣言》《与赵凤昌》）；1912—1913年间，又两赴武昌与黎元洪商议大计，甚至策划在二次革命中将黎推上总统宝座，取代袁世凯。从护国运动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章太炎的所思所想，始终围绕如何拥黎上位展开。例如，他为孙中山起草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就职宣言，通篇都在替黎元洪评功摆好，以致把“奉迎元首”当作与重开国会、恢复《约法》同等分量的革命目标；1922年黎元洪短暂复任总统（即所谓“法统重光”），章太炎立即致信称贺，且建议“择地复职”，将政府“南迁武汉”（《与黎元洪》二十三、二十四）；1928年黎元洪去世，章太炎在挽联中写下“继大明太祖而兴”、“与五色国旗同尽”等句，俨然已将其视作民国法统的化身。人们一般认为黎元洪在民国史上不过是个略显庸懦的边缘角色，而章太炎却始终对武昌这一地缘政治中心另眼相看，甚至对黎本人抱有一种尽心辅佐、甘为谋主、至死不渝的态度。个中缘由，除了太炎对黎元洪“廉正”等个人品质的欣赏外，或许还包含着太炎家世、交谊以及他对武昌作为“天下之中”的历史文化想象等因素，此处不遑深论。但无论如何，以武昌为中心、奉黎元洪为领袖，才是章太炎在民初最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也是理解其政治行动的根本线索。 南方与北方的分立。从地域上看，清末革命的演进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流派，即浙江、湖南、广东（参见近藤邦康《革命思想的三大潮流——浙江、湖南、广东》），三个革命策源地均位于中国版图的南部，与定都北京的清政府构成南北对峙；此种格局延及民国初，与北洋政权、武昌军政府、国民党的鼎足之势仍大致相应。革命派宣传家也十分喜欢追溯南明历史，表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南方士大夫的反抗精神，甚至挖掘南方方言蕴含的汉民族历史记忆，将其作为反抗清朝统治的精神资源。已有学者将这些“话语装置”概括为“南方话语”，章太炎即属“南方话语”制作者和使用者中的典型代表（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正因如此，当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出于缔造强有力的统一中央政府的现实需要，特别是为了利用北洋政权对清王朝疆域的继承关系而选择与袁世凯合作时，他已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曾经高扬的“南方话语”，这是章太炎在民国初年面对的一大精神焦虑。从上述背景来看，章太炎从拥护袁世凯到支持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特别是支持黎元洪的种种举动，实际上是走过了政治立场由南向北、又自北归南的两次转变。通过一系列曲折的转变，章太炎既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扬弃了早年“排满革命”主张的狭隘性，又重新确认了辛亥革命自南向北的武装发难对民国正统的奠基之功。护法运动时期，章太炎在多篇宣传革命的演讲中强调南方的正统性，鼓吹以南方为本位再造民国法统，如“南方为开国发祥之地，其人皆革命元勋之人”（《在唐继尧欢迎会上之演说》），“夫民国开辟，勋在南方，当以南方之力为总治者固矣”，“共和之力重在南方，南方势力消灭，则中国大事必不可为”（《在云南三迤会馆之演说》），“民国为南人所造，总统当为南人，其理至正，其势至顺”（《在重庆军政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之演说》），此类有关南北问题的表述，实际上涵泳着章太炎对晚清至民国地缘政治格局及其自身政治立场的基本反思，值得格外重视。 对政党政治的矛盾态度。在政治思想维度上，章太炎对代议制和政党政治一直是不以为然的。章太炎认为代议制只会使权力集中到少数富农大贾手中，而对多数平民形成抑制，并加重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至于最早在中国探索政党政治的清末立宪党人，更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前最大的论敌。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太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政党政治。他亲手缔造中华民国联合会，将其改组为被时人视为“民初第一大党”的统一党，又担任过1913年重新独立、以武昌民社派为主力的共和党副理事长。从理论上讲，章太炎认为政党政治并非政权组织形式的最优选项；但在参与现实政治活动时，太炎仍把政党作为一种在组织各方力量、影响政局走向方面可资利用的形式或工具。例如，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之初，旨在联络辛亥革命期间独立各省的力量，以求在组织全国统一政府的过程中增加自身话语权；统一党成立后，与北洋政府深度合作，力求提升中央政府集权程度与行政效率；至于章太炎在1913年重新独立的共和党中的作为，更是以拥护黎元洪取代袁世凯任总统为鲜明宗旨。在阅读章太炎的民初政论时，有必要对其政党政治观与现实中的政党政治活动稍作区别，具体分析。 联省自治之议。护法运动后，章太炎提出联省自治之议，主张采取委员会制，虚化中央政府实际权力，而将各省权力实体化。就观念本身而言，此议可以追溯至章太炎在1900年代提出的“分镇”思想，也可视作太炎对民国初年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自我批评。从根本上讲，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这决定了单一制是最适合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省自治不适宜中国的政治土壤，没有真正施行的可能。不过，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联省自治提出的现实语境和真实动机仍有澄清的必要。1920年前后的北洋政权，由于洪宪帝制风波与内部派系倾轧，其权威已大打折扣，不仅无力实现统一，并且自身就是导致国内兵祸连绵的乱源。是以章太炎要求削弱中央权力，其现实指向是削弱北洋政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联省自治的提出，与1922年黎元洪复职及章太炎的拥黎活动，在时间上高度重合。章太炎十分清楚，在北京当总统的黎元洪，实际上只是任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摆布的傀儡。黎元洪复位时，章太炎一面力劝“南迁武汉”，一面建策“对于西南，仍宜听其制宪自治”、“西南悦服，则根本不摇”。这些策划已经清晰地表明，在政治策略层面，以四川、湖南等省为中心的联省自治是章太炎拥黎活动的一个具体手段，其旨趣在于为黎元洪经营一块独立于北洋政权的根据地，为黎元洪以西南为本，进一步号召全国预作准备。就此而论，联省自治的真正重点并不在于实现地方分权，而在于拥护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民国法统与中央权威。1922年，同属直系的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冯玉祥等抗拒中央任命的省长，章太炎即致信申明“各省自治，仍以拱卫中央，而非有碍统一”，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越分侵权”（《与萧耀南、冯玉祥》）。这些背景或有助于我们对章太炎的联省自治之议给予全面的、历史的理解。 对抗日爱国运动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谭震林曾将章太炎称为“反帝哲人”，这一评价确实指出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一事业在章太炎一生中的重要地位。1931年以后，随着局部抗战的不断发展，章太炎也奋起投身于抗日爱国运动。他在公私函电中，接连号召国人激发爱国热情、与日寇拼死抵抗，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向战斗在前线的抗日战士致以慰问。他还发挥经史考据的优势，与马相伯联名申说“满洲只是一种部族，非东三省全为满洲也”（《告世界人士书》），有力证明中国对东北的合法主权，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掠夺东北、分裂中国而炮制的“满蒙独立”谬论。以抗日爱国运动为契机，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实现了最后一次突破：一方面，在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洪流中，他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见；另一方面，他也逐渐克服了早年民族主义主张的偏颇和缺陷，将关注的焦点从历史上华夷之别、满汉之争，升华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

对上述基本问题的理解，也是本书编选章太炎有关民初政治论述的基本尺度。为进一步突出主题，本书采取以类相从的方法，将所收篇目分为五组。

第一组的主题是谈辛亥革命。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在时间上包括了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之间的一系列大事要事，与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最初的建设实为一体，很难断然切分。之所以将这一主题单独拈出，一是为了体现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从鼓吹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二是为了集中收录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二十余年里对民国成立史的不同追述，以此呈现他的政见变化，特别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民国法统来源的反思。

第二组的主题是谈建设共和。其中包括章太炎在民国成立、二次革命、护法运动、联省共和等各时期的政见。

第三组的主题是谈东北筹边。1913年初，章太炎受袁世凯之命担任东三省筹边使，这是他平生少有的出任有实际职守的政务官和地方官的经历，尽管为时甚短且实权有限，仍然具有特殊意义。从本书所收各篇可以看出，章太炎在东北筹边事业上，不仅很有干劲，而且经过调查研究，确实形成了一些颇具洞见的边疆开发主张，如疏浚水利、维护国家矿产权益、兴业实边等。特别是后来收入《检论》的《惩假币》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筹边使任上试图以贵金属货币对治市场紊乱的尝试。此文相当细致深入地阐发了金属主义货币理论，其中论及“功有多少，故直有贵贱”，即认为贵金属货币的价值来源于一般人类劳动，不禁令人怀疑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可能已经较为深入地阅读过亚当·斯密以降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著作。对于进一步挖掘章太炎的域外知识接受史，此文或许是一条值得注意的重要线索。

第四组的主题是谈政党政治。这些篇目主要是反映章太炎积极投身政党政治活动的史料，同时也可从侧面折射出章太炎在理论上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的批判态度。

第五组的主题是谈抗日救国。如前所述，这是章太炎晚年政治生涯的最后升华，也是太炎毕生政论文字中最有光彩的部分。

陈寅恪先生曾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一主张极具启示性，但也要看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不应该是在思想上完全成为阅读或研究对象的俘虏；采取知人论世的态度，从相对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前辈大家所生活的时代，及其造成的束缚与局限，同样也是“了解之同情”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便很难理解“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这一点在阅读章太炎这样一位学问奥博、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人物时，是尤其关键的。与清末革命时期以革命为宗旨、以宣传家自任、以特定理想信念开展思想动员、凝聚组织力量不同，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围绕地缘性政治集团博弈而展开，试图通过与特定军政强人的结合影响政局走向；这种自我定位，实际上更接近以“宾师”自处、“王佐”自期的传统士大夫，与辛亥以前的革命宣传家形象相比，其现代性色彩似乎更趋淡化了。然而以后见之明来看，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和在此基础上的群众动员，才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流。就此而论，鲁迅对章太炎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批评，基本上仍是切中肯綮的。今日重读章太炎的民初政治论，决不是要把章太炎的看法奉为圭臬，而是应当将其作为特定语境下的历史资料，采取分析的观点，去芜存精、批判继承，从而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章太炎谈民初政治》，成棣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

（本文选自成棣编，《章太炎谈民初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