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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是与宏大历史叙述有一定距离的私人场域。“书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力图带领读者走进宋代士人的内心世界。

书信，是与宏大历史叙述有一定距离的私人场域。“书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力图带领读者走进宋代士人的内心世界。

庆历元年（1041）正月，陕西延州城（今延安地区），52岁的范仲淹得到手下通报，说寨主高延德求见。范仲淹接见了高延德，见面后得知高延德是来为西夏皇帝李元昊传口信的，说李元昊想求和，约范仲淹几天后在保安军见面谈判。

此时是宋夏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正是形势焦灼的时候，李元昊突然派人求和，是真是假？如此重大的事，李元昊不派使者，不拿文书，只让一个寨主来传话，实在有些儿戏。范仲淹觉得肯定又是李元昊在使诈，他之前也干过这种事。于是范仲淹就给李元昊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果真心求和，就应该正式一些，否则自己没法报给朝廷。范仲淹写完信之后，派手下韩周作为自己的代表，跟寨主高延德一起去见李元昊。然而就是这封信，险些给范仲淹带来杀身之祸。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篇范仲淹写的《边事帖》（图1），这是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本文围绕《边事帖》，讲讲范仲淹在西北御边的经历，特别是他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智慧，以及帖中提到的教育问题。

（宋）范仲淹《边事帖》，纵30.5厘米，横4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个好消息

《边事帖》内容如下：

仲淹再拜，知府刑部仁兄。

“仲淹”二字写得小小的，这是一种书信礼仪，表示谦卑。“再拜”是拜两次的意思，这是古代书信中常用的一个敬词。“知府刑部仁兄”是对收信人的称呼。

伏惟起居万福。施乡曲之惠，占江山之胜，优哉乐乎。

祝您起居万福。您在我的家乡广施恩惠，那里山美水美，您应该过得很快乐。

此间边事夙夜劳苦，仗朝廷威灵，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

我这里的边防之事虽日夜劳苦，但仰仗朝廷神威，现在到处都很安宁，也越来越有秩序。

乡中交亲，俱荷大庇，幸甚。

我家乡的亲人朋友都得到您的庇佑，真是万分有幸！

师道之奇，尤近教育。

您倡导的“师道”令人称奇，非常接近教育的根本。

乞自重自重。不宣。

希望您多多保重，不多说了。

仲淹拜上，知府刑部仁兄左右。三月十日。

这是落款。

范仲淹这封信可以作为宋代标准书信格式的范本。他在信的开头先写了自己的名和敬词“仲淹再拜”，然后写了对收信人的称呼“知府刑部仁兄”；落款时也写了自己的名和敬词，以及对收信人的称呼，后面又加了一个敬词“左右”，字面意思是“我侍奉在您左右”，最后写了时间。

另外，信中每写到与收信人有关的词语或需要尊敬的事物，都会另起一列或空格，这叫“提行”和“阙词”。如“起居”“悠哉乐乎”“大庇”“师道”“自重”都是与收信人有关的词，而“乡曲”“朝廷”“乡中”是需要尊敬的事物。“提行”和“阙词”是古人书信中列与列长短错落的原因。

宋人流传至今的书信有数百篇，大多都是熟人之间的信，所以能把各项书信礼仪都写得很到位的是少数。范仲淹的书信却都能把各项书仪都照顾到，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谦逊有礼、性格严谨的人。

这篇书信是写给谁的呢？范仲淹称呼他“知府刑部仁兄”，说明收信人的差遣是知州或知府，他的官衔是“刑部”的某个官，如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等，且收信人年龄比范仲淹要大。单凭这几项信息还不足以找出收信人是谁，但结合书信中几个关键词，就可以做出判断。

首先，根据“边事”可知范仲淹正在西北御边，结合他的工作履历可将这封信的时间锁定在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之间，再根据“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可知大概率是在庆历三年（1043），因为前两三年宋军接连大败，一直处于紧张防守的状态，直到最后一年时才具备“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的条件。信中落款时间是三月十日，所以可推知这封信大概率写于庆历三年三月十日。

其次，根据“施乡曲之惠”“乡中交亲，俱荷大庇”可知收信人是在范仲淹的家乡担任知州。范仲淹的籍贯是苏州，他父亲是苏州人，但范仲淹的出生地不是苏州，而是在今天的河北正定（一说江苏徐州）。他的父亲宦游时，带着母亲一起，范仲淹就降生于宦游途中。范仲淹出生才一年，父亲就去世了，穷苦无依的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个朱姓山东官员，范仲淹也改名朱说。范仲淹二十多岁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直到入仕为官之后才改回了范姓并认祖归宗，之后他就一直把苏州视作自己的家乡。

经过查询史料，庆历三年三月的苏州知州是富严，富严此时的官衔是“刑部郎中”，与范仲淹信中的称呼“刑部”相符。富严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应该是因为不愿意看到战争持续带给百姓的经济压力，所以才给身处前线的范仲淹写信询问战争形势。曾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范仲淹应该非常能理解朋友的心情，三年多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物，这些财物很大一部分都得由各地官府从民间征收，不仅老百姓快被榨干了，官员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范仲淹在信中先介绍了自己的近况，“此间边事夙夜劳苦”，表明自己在尽力早日赢得战争，然后又介绍了边疆形势，“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

范仲淹不便在信中对朋友说得太详细，但是这寥寥数语对于在后方焦急期盼战争结束的富严来说，应该也是足以宽心的好消息了。

宋朝与西夏的恩怨

范仲淹参与的这场战争，是宋朝和西夏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西夏作为一个与宋、辽、金并立争雄近两百年的王朝，却一直比较神秘。西夏是由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发端于青藏高原，后逐步迁移至黄土高原。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助唐，被赐姓“李”，并被封为“夏州节度使”，也称“定难军节度使”，占据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正式成为一支割据力量。

宋朝建立之后，党项首领李彝兴继续率部臣服宋朝，宋朝也继续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两国数十年间相安无事。到李彝兴的孙子李继捧继任首领之后，李继捧威信不足，无法统御本部，于是将五州之地献于宋朝。宋太宗面对天上突然掉下的大馅饼，开怀笑纳。可是这免费的“馅饼”不是那么好吃的，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不想当宋朝的臣民，就逃出城去，率众自立，逐步抢夺党项族原来的五州之地。

宋朝将李继迁视为叛贼，多次派兵围剿，却都没能将李继迁剿灭。李继迁一边打一边跟宋朝说好话，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宋朝无奈之下也只能承认他的存在，再次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凭借不屈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顽强生存，同时依附于宋和辽，两边借势，逐步发展壮大，宋、辽、夏三国开始维持“三角平衡”。

经过李继迁和儿子李德明、孙子李元昊三代的经营，他们将版图扩大至横跨今天的陕、甘、宁、青、蒙，面积约相当于宋朝国土的五分之一，而且训练出了强悍的游牧骑兵。到李元昊掌权时，他看自己有这么大的家业还要依附于宋和辽，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觉得十分憋屈，他也想当皇帝，跟宋辽两国皇帝平起平坐。

经过数年的运筹，宋宝元元年（1038），35岁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大夏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首府银川）。由于它地理位置靠西，所以史称西夏。

宋朝见李元昊自立为帝，立即削去其一切封赏，断绝与西夏的贸易往来，并向边境增兵，准备讨伐狂妄的李元昊，两国再次翻脸。康定元年（1040）春，西夏首先发起进攻，宋军惨败。惨败的原因不是宋军人少兵弱，而是将领水平不行。宋朝廷见状立即往西北增派将领，这却把仁宗皇帝难住了，因为经过几十年和平的环境，宋朝已经很难找出善于领兵打仗的将领了。而且当时的战区领导都是由文臣担任，可是文臣当中有几个善于领兵打仗呢？

这时知制诰韩琦从蜀地出差回来，跟仁宗谈论起西北的军事，非常有见解。仁宗立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赴西北视察军事。韩琦到陕西前线之后，发现形势很严峻，没有良将统揽全局，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就像一盘散沙。韩琦心里有一个人选，但却不敢跟皇帝说，因为这个人是范仲淹。

四年前，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却落了个“朋党”的罪名被外放，后来仁宗专门下诏，警告群臣“戒朋党”。韩琦担心如果此时他推荐范仲淹，闹不好自己也得落个“朋党”的罪名而受罚。可是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他如果因为惧怕受罚而不敢推荐人才，那岂不是耽误国事吗？

思虑再三，韩琦还是给皇帝上疏推荐了范仲淹，并写了这样一句“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意思是，如果我是因为勾结朋党才推荐范仲淹，最后耽误了国家大事，那就请灭我全族。仁宗见韩琦说了这么重的话，而且前线确实紧缺将才，也就不再追究“朋党”的事了，将正担任越州知州的范仲淹调往西北。

为什么韩琦宁可压上全族性命也要推荐范仲淹呢？范仲淹之前可从来没打过仗。韩琦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范仲淹之前曾多次上书谈论边事，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眼光。他在十几年前就曾给朝廷上书，说边疆缺乏精兵良将，官兵只知道搞钱享乐，而且边疆地区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很容易让周边民族乘虚而入。他还专门指出，西北边疆虽然暂时很和平，但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做好战备工作，否则一旦起战事，必然失败。事后来看，范仲淹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只可惜他人微言轻，没有引起朝廷重视。

范仲淹不仅对边防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还给出了具体建议。针对缺乏将才的问题，他建议一定要大量培养军事人才。当时孙子兵法、吴起兵法这类兵书被列为禁书，以防止将官学会了之后造反，范仲淹认为应该在那些“根正苗红”的家族中挑选将才，秘密授予兵书让他们学习，并且安排他们到边疆历练；另外也要在文官当中挑选那些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也让他们学习兵法；同时还建议朝廷重启武举考试，在平民当中选拔将才。针对边疆粮食不足的问题，他建议让边疆地区的官员集思广益，谋划解决方案，还建议实行屯田，也就是组织士兵或流民耕种土地，获取军粮。如果朝廷真的能够重视范仲淹的这些言论，或许就不会有十几年后的西夏入侵，即便西夏入侵，宋朝也不至于无人可用。

范仲淹临危受命，到达西北之后，立即视察边防，并上疏谈论西北兵事，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于是朝廷任命他为陜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相当于西北战区副总指挥。过了没多久，韩琦也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当时的总指挥是夏竦，夏竦、范仲淹、韩琦又各自招募了自己的助手，至此，宋军抗击西夏的“战区指挥团”组建完成。

仁宗委派韩琦赴西北时，曾对他说：“异类猖獗，官军不习战，故数出无功，今因小警，乃开后福。”意思是宋军好久没打仗了，有点生疏，这次失败是个警示，后面吸取教训会好起来的。仁宗这番话代表了当时很多官员的想法，他们觉得宋军是很强大的，不可能打不过西夏这群野蛮异类，这次失败只是一时失误。事实真的如此吗？新组建的“指挥团”能否带领宋军“开后福”呢？

战略分歧

当指挥官各就各位，数十万大军和粮草器械也部署到位之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最基本的战略问题：是攻还是守。攻就是立即集结数十万大军攻入西夏境内，一举将其歼灭；守就是先做好防守，不让西夏有可乘之机，待时机成熟再考虑进攻。

针对这个问题，朝堂和前线都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攻策”，一派主张“守策”，这两派的主张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攻策”的优点是可以速战速决，减少持久战对国力的消耗，缺点是风险大，一旦进攻失利，损失巨大。“守策”的优点是风险小，可以尽可能地保存实力，缺点是战线拉得长，要将兵力分散于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且长期对峙对国力消耗巨大。

这两个方案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对目前的宋军实力如何看待。主张“攻策”的人对宋军实力有充足信心，认为可以一举歼灭西夏，一劳永逸；主张“守策”的人对宋军当前的实力没有信心，认为应该先改善自身防守，立于不败之地，再考虑进攻。

范仲淹主张“守策”，他的主张不是凭空想的，而是深入调研后得出来的结论。

在范仲淹看来，西夏之所以敢大举进攻宋朝，是因为宋朝的边界地区防守太差，才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所以当务之急是充分加强沿边城寨的战备状况和防守能力。西夏的游牧骑兵擅长野战，但不擅长攻城，只要能够加强防守，就可以抵御他们的进攻。另外，当敌人来进犯的时候，就坚壁清野，将人和物资都挪到城里来，使他们抢不到任何东西。同时，各城寨之间有事要互相救援。这样坚持两三年，西夏人打打不赢，抢又抢不到东西，只能自我消耗，他们就疲软了，到时再发动进攻，一举将其歼灭。

针对很多人主张的“攻策”，范仲淹认为，几十万大军攻入西夏境内，气候、地形都不熟悉，粮草运输也很困难，而且宋朝的步兵面对西夏灵活的骑兵，有天然的不利因素。另外，大部队开进西夏，要穿过沙漠，很容易遭到西夏伏击，困在沙漠中断粮断水，然后就会被西夏人一锅端。再者，太宗时期就曾大军讨伐西夏，当时宋朝还有很多开国时期的精兵良将，党项人也还没那么强大，都没把他们打败。而当前的宋军既没有精兵宿将，也没有与西夏作战的经验，而且西夏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气焰正盛，宋军凭什么取胜呢？总之，任何一项因素都可能导致宋军失败，所以范仲淹反对主动进攻。至于钱粮不足的问题，他仍然建议实行屯田。

对于范仲淹来说，真正难的其实不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如何让那些盲目自信的人头脑清醒。所以，在跟西夏打仗之前，范仲淹要先打一场内部的沟通仗。

攻守之争

战区的主要领导是三位，除了范仲淹，还有夏竦和韩琦，先说总指挥夏竦。夏竦是最早被派往陕西的统帅之一，他精通历史，所以也研究了宋朝跟党项人的对战史，而且他研究之后的结论跟范仲淹类似，太宗皇帝当年拥有那么多精兵良将，五路伐夏都失败了，现在就更别想了。他认为宋夏之间将是一场持久战，宋朝要想赢得战争，只能采取加强防守的战略。

也就是说，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夏竦和范仲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不代表他就会支持范仲淹，因为夏竦的立场没有那么坚定。夏竦不像范仲淹那么富有家国情怀，范仲淹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夏竦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利益，随时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改变主张。所以，虽然他是总指挥，但他不会明确坚持某个主张，而是会随机应变。

再说与范仲淹同为副总指挥的韩琦。韩琦主张“攻策”，此时的韩琦才30岁，年轻气盛且雄心勃勃，渴望通过这场战争建功立业。他相信在自己和一众将领的带领下，必然可以一举打败西夏，根本不需要长期消耗国力。

两个副总指挥一个主张攻，一个主张守，总指挥夏竦见两个副手各执一策，就两边都不得罪，他知道这件事干系重大，不想过多承担责任，就不发表自己的主张，所以指挥团内部一比一打平。夏竦把球踢给了朝廷。他给朝廷写了一篇奏章，综合范仲淹和韩琦的观点，制定了攻、守二策，然后命韩琦带着这篇奏章，快马加鞭奔赴京城，让仁宗皇帝去做选择。

仁宗皇帝看完夏竦的奏章，也拿不定主意，就把这篇奏章发给东、西二府的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讨论得很激烈，最后攻策占了上风。此时已经进入十月了，于是朝廷下令，第二年开春，大军讨伐西夏。

得到朝廷的命令之后，韩琦自然是积极响应和备战，夏竦虽然内心主张守策，但他见朝廷都下令要进攻了，于是也开始准备进攻了。唯独范仲淹犯了难。如果听从诏命，主动出击，那就是置数十万大军于险境；如果不照办，那就是抗命，还会得罪那些主张进攻的人，说不定还会被扣一个“惧战”的帽子。

在这件事上，范仲淹充分显示了他的沟通技巧，他给朝廷上了一篇奏章。在这篇奏章里，他先是找理由延缓出兵日期，说刚开春天寒地冻，行军困难，粮草也不好运输，一旦困在冰天雪地将十分危险，不如先缓缓，等天气暖和点了再出兵；另外他又说，经过几个月的整顿，边防已经大为改善，西夏人或许已经不敢来犯了，所以应该想办法招降西夏，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也；最后他又说，他所管辖的延州（今延安）地区一直是西夏进贡的通道，为了彰显宋朝方面招降的诚意，不要把和平之路堵死了，所以他这一路最好先按兵不动，只要西夏愿意认输，他们随时可以来进贡。

总之，范仲淹通篇都没有反对出兵，但是又找了各种理由来拖延出兵。提交了奏章之后，还没等朝廷回复，范仲淹就又上疏给朝廷，他就像个老父亲一样，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说给仁宗皇帝听。

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的好朋友尹洙来找他了。尹洙是韩琦的助手，他这次来是替韩琦当说客的，希望范仲淹能够听从朝廷的诏令，赶紧整军备战，跟韩琦一起发兵。尹洙与范仲淹交情颇深，当年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尹洙主动跟朝廷说自己是范仲淹的同党，要求跟范仲淹同贬，这种情义令范仲淹终生难忘，所以韩琦派尹洙当说客当然是最佳人选。可是范仲淹态度依然非常坚决，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他一点都不徇私情。

尹洙见范仲淹不答应，就赖着不走。范仲淹也不赶他，每天好吃好喝招待，就是不同意发兵。过了几天，朝廷针对范仲淹奏章的批复下来了，范仲淹的申请被批准了。这下他更理直气壮了，把朝廷的批复拿给尹洙看，说朝廷已经同意他这一路不出兵了。

估计尹洙出发前，韩琦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一定要说服范仲淹，所以尹洙还是赖在范仲淹面前，天天跟他软磨硬泡。一直过了二十多天，尹洙嘴皮子都要说破了，范仲淹一点心软的迹象都没有。尹洙没办法，只能启程回去找韩琦复命。

在尹洙劝说范仲淹的过程中，夏竦和韩琦也没闲着，他们分别给朝廷上奏章，说原来计划是两路兵马一齐出动，现在范仲淹不出兵，只剩韩琦一路，胜算太小，希望朝廷能给范仲淹单下一道旨意，命令他一起出兵。

就在他们等待朝廷批复的过程中，出事了。西夏李元昊又率领大军打过来了，西夏上一次入侵的目标是延州，这次他们见范仲淹驻防的延州守备非常完善，未敢轻举妄动，就选择了韩琦的防区。韩琦派兵出城作战，结果中了西夏兵的埋伏，一万余人全军覆没，这就是宋夏战争史上的“好水川之战”，也是宋军与西夏交战中的第二场大败。

面对这样的结局，韩琦终于知道，不能跟西夏骑兵在野外硬碰硬，还是范仲淹的防守策略更可靠，于是他也不再主张主动出击，而是踏踏实实修城堡。朝廷把他调到秦州担任知州，他花巨资给破败的老秦州城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加固工程。一有战事，就把老百姓和牲畜都迁到城里来，城门一关，西夏人什么也抢不到，攻城也攻不下，这就是采用了范仲淹的策略。

面对宋军再次惨败，皇帝和朝廷大臣也开始清醒过来了，西夏军能够连续获胜不是侥幸，而是他们真的很能打，宋军还是先老老实实坚固城池，加强防守吧。于是，朝廷重新下令：以后不许主动出击，只有在西夏军打来的时候，才能给予反击。自此，“守策”成为朝堂和军队的统一思想，几十万大军保住了。

在局势非常紧张、主战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为什么从没领过兵、打过仗的范仲淹却能够保持理智，看清局势，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并且还能巧妙地把局势扭转回来呢？首先是因为，范仲淹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在多年之前就开始研究边疆形势，钻研军事。另外，范仲淹还有一项非常强大的能力，那就是他的调研能力。不论政事、军事，范仲淹从来不说大话、空话，他在对一件事发表意见之前，必定会做充分而详尽的调研，确保自己的分析和建议有理有据。

范仲淹一到前线就开始做深入的调研，对于地形状况、宋军布防状况、城寨坚固程度等都了如指掌，还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进入西夏境内去试探西夏人的实力和作战特点，做到了知己知彼，然后才开始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所以他的主张才能符合实际，最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范仲淹非常信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的官场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明白了这些，再来看范仲淹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战术能力与识人用人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只懂战略是不够的，还必须懂战术。如果说大的战略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来掌握，但指挥作战的能力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这是个术业有专攻的技术活，范仲淹是一名文官，他懂战术吗？我们再看一个他的故事。

西夏入侵宋朝的第一次战斗——“三川口之战”是在延州地区展开的，延州知州范雍承担主要战败责任，被调离战场。不久之后，范仲淹从内地来到战区，也驻扎在延州。范仲淹先巡视了一圈延州城的军事部署，他发现延州城共有一万八千士兵，其中高级将领率领一万士兵，中层将领率领五千士兵，低级将领率领三千士兵。敌人来了之后，不管敌军数量有多少，都是低级将领的三千士兵先上，战败之后，再由中层将领的五千士兵上，最后是高级将领的一万士兵上。

范仲淹认为，让弱小部队先上，强的部队反而在后面，这样必然失败。所以，他将全城兵马平均分为六队，每队三千人，由六个将领分管。敌人来了之后，根据敌军的数量，每次派出去一部分，打累了再换一拨，轮番出战，这样每次派出去的兵马战力相当，而且能够及时得到休息。范仲淹这种部署有效提升了宋军的防御能力，所以在整个战区得到推广。

当西夏人得知了范仲淹的兵力部署之后，这样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他们说的“小范老子”就是范仲淹，“大范老子”是指前任延州知州范雍。西夏人只通过范仲淹调整城防部署就得出了结论，对范雍可以随便欺负，但范仲淹是个懂行的人，绝对不可小视。从此之后，西夏人再也不敢打延州城的主意了，甚至只要是范仲淹所负责的防区，他们都尽量绕着走。

久而久之，连仁宗皇帝都认可了范仲淹就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将军。在宋夏战争的第三年，西夏发起了入侵宋朝的第三次战役——定川寨之战，宋军又是惨败。这次战役并不是发生在范仲淹的防区，但是他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率兵驰援。

仁宗得到西夏入侵定川寨的战报之后，非常着急，他指着地图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很快，战报又传来，说范仲淹真的去支援了，他还没到，西夏人就撤退了。仁宗大喜，说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立即为范仲淹升官。

范仲淹之所以会排兵布阵，是因为他很早之前就料到边疆不安，必有一战，故而很早就开始研究兵法，对于如何排兵布阵了然于胸，等到了前线之后又立即深入实际，练兵的同时不断派小股部队去与西夏人作战，获得充足的作战经验，将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很快就成长为一名战略、战术兼备的优秀将领。

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还必须会识人，会用人，在这方面，范仲淹依然显示了他超凡的眼光。在范仲淹驻扎延州期间，他主持修建了一座城池——青涧城。说起修青涧城，必须得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在宋夏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名将——种世衡。

种世衡比范仲淹年长4岁，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叔叔名叫种放，是北宋初期有名的隐士，后来被皇帝请出山做官。种世衡小时候跟着叔叔长大，身上也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种世衡凭叔叔的恩荫进入仕途，一直做的都是小官，后来到西北做了武官，在跟党项人的对抗中逐步成长起来。

范仲淹慧眼识英才，大力培养他，给他钱粮、兵力，让他扩充力量，逐步建立起了名震一时的“种家军”。在当时，种家军的名号比我们熟知的杨家将要响亮得多。为保卫大宋，种家五代数十人战死疆场。《水浒传》当中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的原型就是种世衡的后代。

种世衡到延州之后，见延州东北方向守备空虚，敌人吃个早饭的工夫就可以溜达进来抢东西。他就跟当时驻防延州的范仲淹建议，将延州东北方向一座废弃的古城重新修复起来，可以抵挡西夏兵。范仲淹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就让种世衡负责这个工程。西夏人见宋兵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筑城，挡他们的财路，他们当然不干，就不断派兵骚扰。种世衡就一边跟西夏人打仗，一边修城。

这个古城所在的位置海拔高，到处是石子，没有水源。种世衡就下令挖井，一直挖到150尺，都挖到石头了也没看见水，士卒们都放弃了。种世衡就下令，每挖出一筐石头，赏一百钱。重赏之下，大家又开始使劲挖，结果清泉喷涌而出，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青涧城”。

在大西北，有水就会有人，有人就可以办很多事，但是要让这座孤城重新被唤醒，还需要很多钱粮物资。朝廷给不了那么多钱粮，种世衡就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他开发了两千顷土地种粮，还利用灵活的头脑广开生意之门，发展商业，整座城被盘活了，成为边境上的重要防守力量。

种世衡非常善于使用计谋，西夏有一对野利兄弟，是李元昊的左膀右臂，种世衡巧妙地使用反间计，让李元昊杀了野利兄弟，大大削弱了李元昊的力量。他还非常会做“统战工作”。西北边境一带有很多少数民族，很多部落对宋朝官员有意见，不服管理，成为边境上的不安定因素。种世衡恩威并施，收拢人心，让他们为宋军服务，成为抗击西夏的重要力量。

除了种士衡，范仲淹还提携了名将狄青。狄青从一名士兵逐步成长为西北边境上的武将，范仲淹见了狄青之后，认为他有良将之才，就将一本《吕氏春秋》送给他，希望他不要只做一名莽夫，还要学文化，懂历史。狄青从此用功读书，通晓了秦汉以来的全部兵法，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将军。

西夏终求和

在积极加强宋军边防能力的同时，范仲淹始终在研究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要实现这个目的，除了让自身变得强大，外交谈判也是十分重要的，范仲淹就曾尝试跟李元昊进行谈判。

自宋夏开战以来，西夏皇帝李元昊经常使用诈术，不是诈降，就是诈败，设计各种圈套，宋军没少上他的当。宋朝与西夏的第一次大战“三川口之战”之所以失败，就是延州知州范雍轻信李元昊的求和而导致。宋朝见李元昊没有契约精神，就严令边境的将官们，不准私下与西夏有任何往来，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先上报朝廷，由朝廷来定夺，免得又中了李元昊的诡计。

李元昊派寨主高延德来跟范仲淹约谈判时间和地点，范仲淹料到李元昊又在使诈，就给李元昊写了一封长信，说如果西夏真想求和，就要有正式的态度，然后掏出一颗长者之心，对李元昊谆谆教导，希望他放弃帝号，继续归顺宋朝。范仲淹写完之后派下属韩周送给李元昊。李元昊没有立即回信，而是将韩周扣押，然后发动了入侵宋朝的第二场大战“好水川之战”，可见他的求和只是诈术，是为了让宋军放松警惕，方便他进攻。

西夏大胜之后，李元昊乘胜给宋仁宗写了一封信，并派使者跟随韩周一起送到范仲淹麾下，范仲淹一看，这封信里充斥着傲慢侮辱的语言，不堪入目，就当着使者的面把信给烧了。过后，他又把这封信复写了一遍，但是把那些侮辱性的言辞删掉了，只保留了关键内容，然后上交朝廷。

朝中大臣读完范仲淹改写的信之后，讨论的焦点并不是李元昊这封信的内容，而是如何处罚范仲淹，因为范仲淹不该擅自做主跟西夏进行外交活动，更不应该将西夏皇帝写给宋朝皇帝的信烧毁，副宰相宋庠甚至跟仁宗建议斩杀范仲淹。最后，经过其他大臣说情，仁宗考虑到范仲淹也是一片忠心，而且正值用人之际，就没有对他予以重责，只是将他贬官一级。

庆历三年（1043）春，陕西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已升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的范仲淹收到一份谍报：西人请和。

此时宋夏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虽然宋朝和西夏的几次战役都是以宋军失败结束，但毕竟只是局部性战役，每次损失人数大约在一万余人，对于驻守西北的数十万大军来说，并没有伤筋动骨。经过三年的“夙夜劳苦”，宋军防御能力逐渐加强，城寨也愈加坚固，西夏人已经很难讨到便宜了。宋军从一开始的战略被动已经逐步转为主动，已经具备了攻击西夏的条件，这也就是范仲淹《边事帖》中所说的“即目宁息，亦渐有伦序”的含义。所以范仲淹和韩琦开始谋划从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夺取横山，收复灵武，没想到西夏却再次求和了。

此次西夏的求和却是真的了，因为西夏确实打不动了。西夏的大部分物资都需要从宋朝进口，宋夏翻脸之后，宋朝断绝跟西夏的贸易，导致西夏经济出现问题，随之也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加之西夏又搞僵了跟辽国的关系，“三角平衡”被打破，西夏无力同时跟宋、辽两个大国对抗，只能被迫求和了。

这个结果和范仲淹在战争刚爆发时主张的“守策”一致，再次印证了范仲淹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范仲淹之所以能被称为军事家，就是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作为。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不仅对当时的战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多年之后宋朝与西夏的历次战争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州建学和庆历兴学

范仲淹写给富严的信里说“师道之奇，尤近教育”，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有些模糊，结合范仲淹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可以理解为他是对富严在苏州倡导的师道点赞，说它尤其接近教育的根本。范仲淹是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我认为还应该给他加上一个教育家的头衔。范仲淹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并且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措施不仅影响了宋朝的教育和文化，对后续近千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

大中祥符四年（1011），22岁的朱说（范仲淹的曾用名）意外得知自己原来不是朱家的后代，而是被改嫁的母亲带到朱家来的。得知身世的朱说辞别母亲，来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读书。书院的前院长戚同文是有名的教育家，他出身儒学世家，自幼父母双亡，后来勤奋攻读儒家经典，以讲授儒学成名，他的学生中登科中榜者达56人，应天府书院也因此而名满天下。朱说在应天府书院刻苦攻读儒学。他与戚同文有类似的童年遭遇，又受戚同文学风和师德的影响，所以五年的求学生涯，塑造了他坚毅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大中祥符八年（1015），26岁的朱说考中进士，他仕途的第一站是广德军，大约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广德市，他的官衔是司理参军，负责司法审案。他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非常关注当地民生。他发现这里的教育非常落后，儿童入学率非常低，还从来没出过进士。贫苦出身的范仲淹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希望他们能有更多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于是就在府衙旁边建了一所学堂，聘请了三位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从此，广德开始兴起求学之风，大约二十年后出了第一位进士，后续至北宋结束的90年间，共出了二十多位进士。

范仲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任官，都要办学堂，请名师，并以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在基层工作了多年之后，他愈发感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他发现知州、知县等基层长官的素质普遍不高，除了能力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品德不够。年老的忙着拉关系，送好处，为子孙谋官职；年轻的又不甘心扎根基层，只想着往上爬。当这些知州、知县都只顾着为自己谋好处，而不用心处理政务时，他们手下的官吏就更散漫了。结果就是，官吏尸位素餐，基层工作荒废，国家的很多政策执行不到位，百姓的很多问题也没有人解决。最终，虽然国家太平了，经济发展了，但只是让官员们过上了好日子，老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差了。

范仲淹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危及国本，必须做出改变。当时的范仲淹就已经清晰地看到人才的重要性，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所以，他主张以教育为抓手，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会治国理政的人来做官。具体说，就是要大力振兴公办教育。当时的公办学校数量非常少，而且生源主要是贵族子弟。普通百姓的孩子求学主要依靠民间私学，而民间私学在规模、质量、师资、课程标准，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各行其是、良莠不齐，很难满足国家的需要。所以范仲淹认为，必须由国家来主导教育事业，开办大量的公办学校，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培养对口的人才。

在范仲淹38岁那年，正在家里守母丧的他被聘到应天府书院任教。能回到母校任教，范仲淹非常乐意，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实践。这期间他全面整理自己的思想，给朝廷写了多篇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预示着他的教育思想已经逐步成熟和成型。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大力兴办官学。在全国普及公办教育，且有教无类，招生没有门第限制。

其次是明确培养目标。主要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能够治世经邦的人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培养未来的合格官员。

第三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来制定课程标准。范仲淹主张以儒家经典“六经”来培养学生，“六经”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他认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有了这六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储备，就可以治理天下了。至于诸子百家和各个朝代的历史，虽然可以拿来互相比较和借鉴，但都不能像六经那样，教人认识最根本的规律，所以只能作为辅助课程。

有了教材，还要明确怎么教、怎么考试，当时盛行以诗赋论人才，进士考试也主要看诗赋水平。诗赋讲究典故的运用，讲究平仄、韵脚等形式美感，也就是以考生的知识面和辞藻文采为主要衡量标准。而范仲淹认为，应该以学生对教材主旨的领悟和应用为目的，也就是说背了多少课文、记住了多少冷知识，写出的作文多么文采飞扬，这都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能不能用学到的东西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说得再简单粗暴一点，就是学生学了这些东西以后能不能当一个好官。所以他建议日常教学和科举考试都要重策论，轻诗赋。策论就是分析时事并提出解决方案，类似于我们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

第四是重振师道。范仲淹非常注重名师的选拔和培养。他挑选教师不看门第、学历、官职、背景，只要有大才，有大德，能够培养出好的学生，就会得到重视和提拔。范仲淹非常尊师重教，总是想方设法为教师们争取好的官职和待遇。

范仲淹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也确实切中了现实需求，所以一呼百应，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和追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应天府书院人才辈出，成为宋初四大书院之首。

在范仲淹45岁那年，他的家乡苏州洪水泛滥，范仲淹被调往苏州治水，并担任苏州知州。他在苏州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一座宅子，风水先生看了之后说，这块地上会接连不断地出大官。这要换一般人还不得赶紧据为己有，但是范仲淹却没有这样做，他想的是，我自己家富贵不如大家都富贵，于是他把这块地捐出来建了一所官学，希望苏州能世代出人才。他还请了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胡瑗来校任教，胡瑗为学校订立了严格的教规。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苏州的历任长官和知名人物都很重视教育，苏州州学的名声越来越大，学子越来越多，每年的“考公率”也名列全国前茅，苏州成为宋朝的“教育示范城市”。据说现在的苏州中学所在地就是范仲淹所建州学的位置。

《边事帖》的收信人富严大约是范仲淹离开苏州之后的第三任知州，他倡导的师道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范仲淹能给他点赞，说明他在尊师重道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绩。多年之后，富严还在苏州州学旁边建了一座图书馆，称为“六经阁”。

富严为官清正，一身廉洁。退休之后，他没有回自己的老家洛阳，而是选择居住在苏州。为了纪念他，苏州百姓在他所居之地建立牌坊，取名“德寿坊”，富严住过的巷子被命名为富郎中巷，现在的苏州还保留有德寿坊和富郎中巷。

宋夏战争结束之后，范仲淹被调回朝廷主持“庆历新政”，此时他就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落实自己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遍地开花。他将胡瑗创立的教学法推行全国，并改革科举考试，以策论为主要考试科目，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目标都统一到国家实际需求上来。

“庆历新政”只实施了一年多就失败了，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半途而废，唯独教育改革的成果一直延续下来。我国历史上公办教育体系的全面建立就始于范仲淹，他的贡献惠及千秋万代。

教育家们的教育家

范仲淹不仅为宋朝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官员，在他的提携和栽培下，还涌现出了很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如人称“宋初三先生”或“理学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以及北宋哲学家李觏等等。

胡瑗在遇到范仲淹之前，多年科考不中，便开始在民间办学授课。他的教学理念与范仲淹不谋而合，所以范仲淹非常赏识他，邀请他到自己的学校任教，还推荐他入朝觐见皇帝，还被破格授予官职，后来又到国子监任教，很多皇室成员和朝中官员都成为他的学生。

孙复在走投无路之际，去找范仲淹乞讨，范仲淹见他才学出众，就将他召入应天府书院学习，还每月给他三千钱的补助，让他侍养母亲，孙复这才得以完成学业，并成为一代名师。石介也是范仲淹的学生，他创建了泰山书院，成为泰山学派的创始人。

张载年轻时曾想做一名武将，他到西北拜见正在领兵抗击西夏的范仲淹，想要为国建功立业，范仲淹看他是可造之才，就劝他投身儒学。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告，弃武从文，终成一代理学大家。

范仲淹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他生发出很多树枝，这些树枝又长出无数的绿叶，最后枝繁叶茂，结出无数果实，惠及了无数人，所以范仲淹堪称“教育家们的教育家”。

范仲淹本是一名文人士大夫，但他却时刻关注着边防军事和教育事业，这都是出于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正是因为看到国家有很多问题，所以他时刻处在“忧”的状态中，一刻不敢懈怠，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为国家尽心尽力。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更具体的士大夫精神，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后续千年间为世人传颂的原因。范仲淹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们今人研究和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