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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的边界思考》，许煜著，李仁杰、蒋雨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2月出版，352页，68.00元

《在机器的边界思考》，许煜著，李仁杰、蒋雨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2月出版，352页，68.00元

解题：“机器”的“边缘”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哲学系许煜教授的新书《在机器的边界思考》，是一本收录了作者近十年文章的专题论文集，几乎涵盖了其技术哲学研究中各个重要方面。该书延续了许煜一贯的研究进路与写作风格，在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从他的处女作《论数码物的存在》到后来的《递归与偶然》《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艺术与宇宙技术》等一系列著作的影子，因而可以将其当作一部进入作者思想世界，并与他一起追问当前技术全球化问题的绝佳参考书。

正如本书题目所指示的那样，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机器的技术问题。但这里所谓机器绝不仅限于热力学时代的蒸汽机，或者海德格尔、西蒙东笔下电力学时代的涡轮发电机。按照马克思、西蒙东等经典技术哲学家的界定，机器乃不同于手工工具的技术个体（参见[法]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许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9-41页）。而机器之间相互交联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谓机器体系或现代工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146页），在西蒙东那里也被称作技术组合。到了今天，作为技术组合的机器体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工厂流水线的范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技术系统，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预言的技术行星化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与西蒙东对机器的定义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样地，这也恰恰就是本书接续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西蒙东等人之思，在数码时代全面降临之际，重新思考机器问题乃至哲学之可能条件的思想与现实源头。

西蒙东著、许煜译《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

何谓边界或边缘？它在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从机器与其技术地理环境的关系来看，机器是技术个体，也是图形，而其环境则是机器个体化的背景或基底。西蒙东所谓机器的“不确定性边缘”，其实乃是西蒙东对柏格森把本能或直觉称作理智的不确定性边缘的巧妙借用（参见[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79页）。换言之，理智的边缘，或机器的边缘，才是理智或机器反思性地把握到周围或连接处的模糊“云气”，从而让思想得以可能的地方。这就是本书继续借用西蒙东所制定的基本框架，直面技术的二律背反，并提出“宇宙技术论”概念的一条核心线索。

第二，机器与其边缘之间也并非如西蒙东所谓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共时关系，而是本书中所反复强调的“之后”关系，诸如“自动化之后”（101页）、“控制论之后”（118页）、“运算之后”（270页）、“欧洲之后”（153页）。这种关于“之后”的发问，呼应德里达、斯蒂格勒等人所说的“事实上”与“应当上”之间的“延迟”关系（分别参见Jacques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Minuit, 1972, p.8；[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49页），揭示了哲学在现代技术时代非但没有被控制论取代，反而让后者成为其条件的可能性。对于作为宇宙技术的中国技术的追问，也同样包含在控制论之后、欧洲之后、技术行星化之后的思考之中。

概览：哲学、技术、艺术

《在机器的边界思考》分为三个部分：哲学、技术和艺术；每部分四篇文章，一共辑录了十二篇文章。其中哲学部分的四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阐述个体化理论，包含《节奏与技术：论海德格尔对兰波的评论》和《个体化的视差：西蒙东与谢林》。这两篇文章可以看作作者所主张技术哲学的“一般性原理”。作者首先以节奏问题切入对海德格尔的解读，其间始终贯穿着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在海德格尔那里，节奏问题对应诗歌及其词语的问题，他把节奏理解为关系（Ver-H?ltnis）（10页）和“寂静”的嵌合（Fuge）（24页）。本文解读的精彩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把这种关系或嵌合理解为前个体的现实，从而接上了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创造性地指出了节奏的连接有走向寂静的可能，而这恰恰揭示了技术的暴力与连接。基于此，本文最终的目的是用技术的节奏来替代海德格尔那里的诗歌和词语的问题，并批判海德格尔呼唤诗人的“泰然任之”，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吁请技术人员（technicien）（42页）。

在对谢林的解读论文中，作者指出了谢林与西蒙东共同强调了基底（Grund）对存在之发生的重要意义（45页），也同样把个体化看作张力的解决（64页）。与此同时，本文也通过对谢林个体化理论的阐释，凸显了西蒙东个体化理论的进展。谢林在经典力学范围内把物质和生命都解释为力的组合（67页），这导致他的个体化理论无法容纳西蒙东所谓“亚稳态”（métastables），也无法理解西蒙东的持续个体化。

第一部分第二组文章的核心则是认识论问题，这一组文章都探讨了现代技术时代下，哲学得以可能的条件。有趣的是，它们都在论文题目中提到了“之后”：《利奥塔，在我们之后》《自动化之后的哲学》，因而强烈地提示着当前时代哲学所面临的新任务。作者在对利奥塔的解读中并没有遵循一般所理解的后现代作为宏大叙事解体的文艺批评视角，而是将其视作一种知识型（89页）。笛卡尔时代的知识型是机械论的，而康德时代则以有机体作为哲学的条件的有机论范式，而后现代的知识型则对应着具有自我合法性和自我组织能力的系统（86页）。这种后现代的知识型也正是自动化之后的哲学所必须追求的，它超越传统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对立，并思考控制论以外的逻辑。

至于如何超越这种对立，新知识型如何可能，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作者在《机器与生态学》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论的逻辑是很刻板的，所以它低估了环境，它将反馈当作基础，将环境简化到只剩功能性。”（209页）控制论的认识论超越了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对立，但忽略了环境的力量，因而具有产生“行星化”“座架”的危险。这就需要西蒙东来补充控制论，或者说，澄清西蒙东对控制论的批判。在《一个宇宙技术事件：致敬唐·伊德和贝尔纳·斯蒂格勒》中，作者批判伊德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放弃了存在问题（144页），实际就是要借助海德格尔回到基础或背景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海德格尔的技术形而上学上去，而是要打破现代技术的垄断，找到居有地方性的千种宇宙技术（148页）。这种宇宙技术之所以可能，更应该到西蒙东那里去找。

这就是作者在《论宇宙技术：人类世中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重建》《机器与生态学》和《迈向行星思维》中所做的工作。技术地理环境具有多样性，因而技术也一定是多样的（212页），这打破了海德格尔以“控制论”终结“哲学”的幻象。具体而言，这就要求让现代技术在特定的场所融入其宇宙地理特性之中，此即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为了容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检索和制定自身的宇宙技术史。”（186页）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型，必然可以在重新理解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宇宙技术。这必然也是现代中国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最后一部分的艺术研究与第二部分的多样性宇宙技术的计划也同样一脉相承，其线索在于多样性的艺术体验。这种艺术体验是何以可能的呢？作者在《展览与感知化：“非物质”展的再语境化》《不可计算与不可运算》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艺术的对象是背景而非图形，也就是“不可呈现者”（Undarstellbar）（289页）、“不可知者”（unknown）（269页）。而进入这种“不可知者”的方式就是《想象力与无限：人工想象力的批判》所指出的人工想象力。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想象力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是人工的了”（275页）。当想象力面对外部记录而无法当作整体来加以统摄的时候，其被理性逼停进入宕机状态，崇高就产生了。这就是西方审美经验的特殊性。同样地，中国山水画则更强调背景，也就是说通过图形的非写实性而进入背景。由此，作者得出了“艺术体验多样性”的结论（287页），并在《论艺术体验的多样性》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方法：海德格尔、西蒙东与斯蒂格勒的个体化剧场

许煜教授的写作一向博大恢宏，立意不凡。其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切近者更是信手拈来，熔于一炉。究其原因，乃在于作者紧紧围绕宇宙技术论的思考，构建了一个思想的个体化剧场。这个亚稳态体系一直充满张力，并且还在不断地持续个体化。这一方面在中文语境下加大了进入其思想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真正突破传统对于某种思想的诠释框架。于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海德格尔与西蒙东的交锋、谢林与西蒙东的碰撞，可以看到康德、利奥塔、德里达、牟宗三、李约瑟等人的全新形象，而绝不局限于对某一个思想家的经院哲学式诠释。对于某个哲学家的专家式研究往往容易以其所说之是非为是非，通过集体的认同感形成封闭系统的专家共同体。这对新思想的创造是极为不利的。而就许煜来说，他拒绝了对各种哲学的实体化理解，并仍然将它们看作没有耗尽其能量的前个体现实。一旦有新的信息（information）加入，这个“过饱和溶液”就有了新的个体化契机。这个信息，就是宇宙技术论，或者说，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

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许煜是一位西蒙东式的哲学家，尽管他的思想中大量充斥着海德格尔的东西。或者说，他是在用西蒙东消化海德格尔。但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地说，他的宇宙技术计划中有三个核心的形象：海德格尔、西蒙东、斯蒂格勒。他们共同构成了许煜技术哲学的个体化剧场。只要了解这一点，便不难读懂本书，乃至许煜的其他著作了。

许煜思想生涯的起点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得以完成的一元论的宇宙技术（技术的形而上学完成），但海德格尔作为“地缘政治家”（213页），其所主张的地方性仍然只是欧洲的地方性。他只是把西方的宇宙技术冒充为一种脱离了背景的行星化技术，以至他自己也忘了这仍然是一种宇宙技术，因而其实也是必须服从于宇宙技术的多样性的。所以，许煜绝不可能满足于海德格尔所给出的形而上学，作为东方人，他一定会主张多样性的宇宙技术来重建东方的意义世界。但这种多样性绝非一种口号，这就需要西蒙东思想的参与了。

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为许煜的思想剧场提供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思考现代技术的方式，这就是技术个体与其缔合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甚至可以看作宇宙技术概念的直接来源。西蒙东的贡献在于，他在存在发生学（ontogenesis）上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学（Ontology）改写成了小写的存在（参见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 édition Jér?me Millon, 2013, p.2），又在技术问题上把海德格尔大写的现代技术兑换成了小钞，从而打破了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历史的命运性遣送。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个体化不再遵从古希腊人所发现的逻各斯的原初置放（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233-234页），技术哲学领域的个体化也不再听从命运的指引（同前，26页），而是“独化于玄冥之境”（郭象语）。或者说，西蒙东从技术地理环境的角度，找到了真正的地方性。

海德格尔虽然也强调无定形态的自然，强调基础与背景，强调地方性，但却只是把欧洲或古希腊的地方性经验拔擢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而许煜的操作则表明了，只有通过西蒙东才能重新驯服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各种因素，才能发现宇宙技术的多样性，才能让现代西方技术回归为一种宇宙技术（参见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Urbanomic Media Ltd, 2016, p. 19）。以上构成了许煜思想中海德格尔-西蒙东的核心形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煜似乎处处都在讲海德格尔，但处处又不完全是海德格尔，而且海德格尔那些不清不楚甚至还有点危险的东西似乎又焕发了生机。因为这已经是为西蒙东所驯服的海德格尔。

许煜著《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西蒙东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背景或基础出发进入图形的道路（虽然他们不断叮嘱我们勿忘存在和背景），但进入背景或存在的道路却是斯蒂格勒给出的。斯蒂格勒给出了一条“非先验的”（a-transcendental）道路（参见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Suivis de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 Fayard, Paris, 2018, p.751），而顺着斯蒂格勒通过第三持存讨论人的心理-集体个体化的思路，许煜提出了以人工想象力来超越图像，从而通达不可知者。

最后，宇宙技术的多样性也表明了，为什么许煜不可能像于连等汉学家以及国内许多哲学家那样，采取比较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流行视角，来处理中国的技术与艺术问题。因为这种二元论视角仍然把现代西方技术当作绝对的它者，因而同样无力挣脱欧洲中心主义。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后欧洲”的地方性，它不仅在于对什么是欧洲哲学本身的思考，也涉及非欧洲文明如何以自身的独特性回应当下的技术趋势。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向地方性和多样性。

延伸：从宇宙技术到历史技术

《在机器的边界思考》以宇宙技术论为核心，围绕哲学、技术和艺术三个方面思考了当前哲学的全新条件、宇宙技术的多样性何以可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多样性的艺术体验如何从有形进入无形，从图像进入存在或本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存在或本体也同样不是唯一的。既然道在器中，器的多样性也必然体现着道的多样性。这种道器关系，其实就是传统所说的包含着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天人关系。这就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宇宙论，进而追问中国的宇宙技术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说明了宇宙技术在本书以及许煜思想中的关键地位，如果我们根据许煜自身所提供的方法，去多样性的文化中寻找宇宙技术，以中国的宇宙技术为例，我们要寻找的仅仅是典籍和艺术作品里所记载、承载的天人关系吗？按照以器入道的思路，器和道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直接进入的平行关系，其中还有一个环节：历史。换言之，宇宙技术还应该进一步被历史化。否则，道就应该去宇宙-地理先天之中寻找，而不是在实实在在的人文器物中了。或者说，许煜借助形下的有形之器走向无或者道的哲学，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无论如何，顺着许煜的“宇宙技术论”所给出的思考，我们可以开始真正地追问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技术的地方性问题。这种地方性一方面从历史而来，另一方面也展望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