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爱的偏见——对依恋和喜爱之物所在的类别做出泛化——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呢？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偏见不会造成社会问题。如果我严重偏袒我的孩子们，没有人会反对——除非我因此而明显地敌视邻居家的孩子。当一个人捍卫自己珍视的价值类别时，他可能会做出危害他人利益或安全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只会注意到他表现出恨的偏见那部分，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恨的偏见实际上源于与其相对应的一种爱的偏见。

以对美国的偏见为例。许多教养良好的欧洲人都怀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早在1854年，就有一位欧洲人轻蔑地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疯人院，里面满是欧洲的流浪汉与社会渣滓”。像这样对美国的侮辱在当时很常见，于是1869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有感于此，写了一篇“论外国人纡尊降贵的态度”斥责欧洲评论家。然而时至今日，此类评论文章依旧在欧洲盛行。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批判产生之前就存在的，是一种对自己国家、祖先、文化的爱与骄傲。这些积极的价值是欧洲评论家们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隐隐受到了某种威胁。他们通过贬低美国获得安全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讨厌美国，而是他们太爱自己和自己本来的生活方式了。这个分析对旅居海外的美国人来说同样适用。

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学生自以为是“宽容”的虔诚信徒，他这样写道：“黑人问题永远不会解决，除非我们真能往那些愚蠢的南方白人的榆木脑袋里灌进一点东西。”学生怀有的积极价值是理想主义的。但反讽的是，这种剑拔弩张的“宽容”造成了他对那些被他判定会威胁到宽容价值的人群带有偏见的谴责。

无独有偶，在另一件相似的案例中，一位女士说：“我当然没有偏见。我有一位关系亲密的黑人奶妈。我在南方出生并且一辈子都住在那里，因此我了解这个问题。如果黑人们只在我们许可的范围内生活，他们会更幸福。北方那些寻衅滋事的人根本不了解黑人。”从这位女士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试图（在心理层面上）捍卫她的特权、地位和闲适的生活。她并不是不喜欢黑人或北方人，而只是钟情于现状。

相信某个类别的事物完全是好的，而另一个类别则全然是坏的，是一件相当方便省心的事——如果你能这么相信的话。一个在工厂里受欢迎的工人有机会被提拔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坐进办公室工作。某个工会行政人员告诉他：“别去管理岗，因为你去了，就会变得跟其他那些混蛋一个样。”在这位行政人员心目中，只有两种人：工人和“混蛋”。

这些例子都说明那些消极的偏见其实是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反射。我们珍视自身的存在模式，并且相应地贬低（或主动攻击）那些看上去会威胁到我们的价值观的事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这样表述的：“在对自己不得不与之接触的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厌恶与反感之中，我们能辨认出对自己的爱，或曰自恋的表达。”

这一过程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几乎所有的正面价值都受到敌人的威胁时，我们就会加强自己的防御，并夸大自己立场的优点。我们感觉——这是一个过度概括的案例——自己彻底、绝对地正确。（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仰，就无法集中所有精力用来抵抗。）然而如果我们绝对正确，那敌人就一定是全然错误的。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能清楚地发现，爱的偏见是先在的，而恨的偏见只是其衍生现象而已。

即使可能存在“正义的战争”，即某人的价值体系的的确确受到了威胁，并且必须被捍卫，但战争总是会涉及不同程度的偏见。严重的威胁使人们将敌对国家视为十恶不赦的魔鬼，而敌国的每个国民都对自己构成危险。公平与区分成为无稽之谈。

结论

本章论证的观点是，人有一种产生偏见的倾向。人性中自然而正常的本能使他们易于做出泛化、概念和分类，这些都是对经验世界的过度简化。理性的分类会始终与第一手经验保持同步，但人们也同样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类。即使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依旧能够根据传闻、情感投射和幻想形成偏见。

个人价值体系是一种尤为使我们倾向于作出毫无依据的预判的分类，这些价值是我们所有人类存在的基础，因此非常易于带来爱的偏见。而恨的偏见是由此衍生出来的附带产物，它可能，也经常是正面价值的一种反射。

为了更好地了解爱的偏见的本质——因为恨的偏见根本上还是由它而产生的——我们接下来将关注内群体忠诚（in-group loyalties）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