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许多图书试图回答这一难题。答案五花八门。

乔尔·莫克（Joel Mokyr）的《文化增长》（A Culture of Growth）关注社会背景的巨大力量。莫克强调了启蒙欧洲的政治分裂，这使得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流动，逃避迫害和寻求庇护。

史蒂文·约翰逊的书《伟大创意的诞生》将镜头拉得更近，关注交流思想的人际网络，从17世纪50年代的咖啡屋到今天的硅谷。基思·索耶的《创造性：人类创新的科学》（Explaining Creativity）看得更细致，借鉴了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无数其他的观点。

这本书并不关注发明如何形成的问题——更感兴趣的是发明对我们周围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关于发明的来龙去脉，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很多。有需求驱动的发明：我们不知道谁发明了犁，但我们知道这是对不断变化做出的回应——游牧民族并没有突然发明技术，然后为了使用它而实行农业生产。另一个例子是铁刺网：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对它的需求。约瑟夫·格利登制作了最实用的版本，但我们对制作过程的细节知之甚少。看似平淡无奇，设计似乎也无任何过人之处，只是格利登第一个将其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还有供给推动的发明。贝蒂·克罗宁就职于斯旺森公司，该公司在二战期间给美国军队提供配给，因此赚了一大笔。现在它有了能力和技术，需要找到新市场：冷冻快餐便是它追逐利润的结果。

类似的发明还有：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从学术引用中获得灵感，开发了他们的搜索算法；约瑟夫·伍德兰德开发了条形码，他的手指划过沙子，思考莫尔斯电码。

据说，条形码本身多次被独立发明出来。症结在于美国零售业的内部政治。这提醒我们，发明远非发明本身那么简单。说麦克莱恩发明了“集装箱”，并没有错，但描述他在集装箱系统飞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更有启发意义。

事实是，即使是某一单项发明，也往往很难确定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更难找到一个所有的创意完美结合的最后“欢呼”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