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朱剑让我写个序。我明知这序不好写，但我没有推辞。为何？因为我觉得除我以外，大约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这话听起来颇不自量，似乎有点狂。但与我俩熟悉的朋友，大约可以理解，也不会说我狂妄，因为我说的是实情，无一丝狂妄侥幸之意。

我2005年到学报工作，至今已逾12年，但与学报界的诸多资深同行相比，我在学报界的资历不算深，因为在学报工作超过30年的，大有人在。也就是在2005年，即在我调动之前不久，有幸认识了朱剑。当我开始有调动工作的想法并征求朋友意见的时候，第一个明确反对我从《历史研究》调到《清华大学学报》的，就是朱剑。尽管他当时反对的理由没有细说，大约那时我俩尚未发展到无话不谈的火候，但是后来我终于理解了他为何反对我调动。当然，工作调动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自己的考虑及需要，但从学术研究以及期刊发展来看，他不赞成我调动有充分的理由，这与他对期刊的思考和理解是一以贯之的。关于这一点，我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初到学报工作，特别不适应，因为专业期刊和综合性期刊的风格差别实在太大。专业期刊尽管也是水平参差不齐，风格多样，但相对来说特点鲜明，读者和作者对象相对明确和固定。在我接触了大量综合性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之后，其差异及混乱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度对学报极其悲观。那时我开始明白，朱剑劝止我调动工作，是诚心诚意的。从此，我开始注意他的一言一动，向他学习。

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注释方式，那时绝大多数学报采取的是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T1-1998）格式，这个只是为检索和统计方便而制定的注释规范，完全违背学科研究范式，尤其不符合人文学者的研究习惯。可是，这样的格式竟然堂而皇之成为基本推荐规范，并在全国学报及其他综合性期刊上大力推广实行。如此之荒唐，是我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因此我主持《清华大学学报》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废除上述注释规范，而改为《历史研究》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注释规范。我的这个做法首先得到了朱剑的理解和坚定支持。此后，我和多位志同道合的期刊同行组织召开了编排规范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的期刊抛弃了光盘版规范，注释方式向各学科研究范式回归。以此为标志，开始了我们十几年的合作和友谊。

朱剑第一篇标志性且有影响的文章是《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尽管他没有将此文选入论文集中，因为他私下对我说，此文有些观点过时了，但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不选有点可惜。一是此文首次全面指出了学报（其实不限于学报）的多种疑难杂症，比如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执行编排规范还是执行评价规范、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格、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等，这些问题困扰了学报几十年，很多问题至今仍未化解；二是此文开启了学报界讨论期刊改革问题的高潮，带动了学报界同行的深入思考，为此很多学报设立了专门的栏目；三是此文标志着朱剑以学者和主编的双重身份，开始全面深入思考中国期刊界和学术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此后他文思泉涌，不可阻挡，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期刊改革及学术评价的重量级论文。

我说撰写本书序言非我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因为朱剑的论文大多是我逼出来的，我几乎清楚他的每一篇论文的生产经过。朱剑喜欢说，喜欢辩论，但不喜欢写成文字，这让我很着急。于是，我就经常逼他写，明确告诉他某期留了版面，必须完成任务。有时已到二校样，他仍然没有交稿，把我急得够呛。当然，他每次都没有让我失望，更没有让我开天窗，而且每次都写得非常漂亮。说到这里，我应该先向大家再交代几句：朱剑的文字功底极好，几乎无需编辑费心；他的排版技术一流，每次都是自己排好版，也不让我们的技术人员费心。我想，即使他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不做主编，而纯粹作为一个作者，他一定也是一位最受编辑部欢迎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