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前言

《人工智能简史》2017 年年底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猜原因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最近很火，我赶上好时候了。我在某处曾开过玩笑，计算机系一般分为三拨儿人：理论、系统和人工智能。二三十年前，理论和系统的人互相看不起，但他们同时看不起人工智能的人。当下人工智能咸鱼翻身，几乎每个从业者都成了公众人物。另一方面，有人说我书中的某些评论是“夹枪带棒”，恰是这些“枪棒”激起了一批读书人的共鸣。当然也不排除这个书名比较应景。

有读者说这书的内容并非像我在初版前言中广告的那么通俗，建议我对书中繁杂的人物关系和派别做个梳理。这是诚恳的批评。这次的第 2 版增加了第 13 章，整理了人工智能几大派别的演化路线和人物的继承关系。读者在阅读中可不时翻到最后参考。第 10 章涉及的计算理论，对非计算机科学背景的读者，可能会有困难，在我找到一套通俗易懂的话语之前，在这一版中，我只能加一些类比企图稀释。改进这一章的叙述方式是我写下一版的动力之一。

前言

历史素有两种写法：以人为主和以事为主。所有的传记都是以人为主的；而各种专史，如战争史，则多以事为主。所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我个人的偏好还是以人为本。八卦的历史，读者自然喜欢，对作者也有好处，就像“一战”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他的耶路撒冷总督说的那样：有争执，咱们政治家才派得上用场，如果他们停下来不打了，你就失业了。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给一门学科界定范围很难，尤其是这门学科还在快速变化中。即使是数学这样的成熟学科，有时我们也理不清边界，而像人工智能这样朝令夕改的，更是不容易闹清楚了。人工智能的定义素无共识。在大学里，机械系、电子系、计算机系，甚至哲学系都有人干人工智能。让这些人对这门学科取得共识谈何容易。从实用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不是日常用语“实用主义”）看，一个学科就是学科共同体共同关注的东西。有些毛边可以宽容，演变。这种外延式的定义要比从上帝视角给一个内涵式定义更为实用。

一般认为，人工智能起源于 1956 年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夏季研讨会。国内关于达特茅斯会议和神经网络早期历史的各种段子很多源于我几年前的两篇博客，后来被《上海书评》转发。经过修订，我把它们重新编为本书的两章：“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的缘起”和“神经网络简史”。“计算机下棋”一章的大部分内容也在《南方周末》发表过。“自动定理证明兴衰纪”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连载过。

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一直在做计算机科学的口述历史，采访了很多对计算机科学有影响的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人工智能学者。大部分的采访都有录音。除了翻阅各种文献外，我听了近 100 小时的采访录音，许多人工智能老一辈革命家临终时话都说不利索，听这种东西除了兴趣，还得有体力。

图灵大概是第一个对智能做出深刻思考的智者。他 1936 年的文章《可计算的数》奠定了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把相关的哲学思考推进了一大步，以至于哲学家蒙克（Ray Monk）把他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位哲学家之一。图灵 1950 年在哲学杂志《心》（Mind）上发表的文章《计算机与智能》是传世之作，但这篇文章没有靠谱的中文翻译，我将我的译文和一篇图灵小传附在书后作为附录。图灵小传的一个早期版本曾出现在我的《哲学评书》一书中，但新版本融入了一些近几年关于图灵研究的新成果。“人工智能”这个词组的出现和达特茅斯会议有关。但英国学术圈在 1956 年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用“机器智能”的说法，这和图灵 1950 年的文章有关。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是这个学科的源头。但后来发现图灵 1948 年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写过一个内部报告，题为“智能机器”，其中提到了“肉体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和“无肉体智能”（disembodied intelligence）的区分。机器人学家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认为图灵 1948 年的报告比图灵 1950 年的文章更加重要，它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后来符号派和统计派之争。这段历史我也列在附录里，放在图灵小传之后，因为我觉得先读读图灵的生平也许会有助于理解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