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北师大历史学院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镇，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北师大历史学科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举足轻重。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高校最早设立的学科点之一，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下，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长足进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方重镇。该学科点是国内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单位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首批校级重点学科之一。

近年来，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这些成果，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学术探索无止境，作为探索旅程中的专业研究成果，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1年3月

序章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

——以学派的裂变为线索

清代儒学如同历史上儒学各派的大汇演，汉学、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竞相登场。各学派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尤以汉学与宋学的关系引人瞩目。尽管有学者主张清代只有“清学”，但落诸操作层面，离开“汉学”、“宋学”等范畴实难说清“清学”。按刘师培的说法，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清代。“武进臧琳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是为汉学之始。”清初学者臧琳首先把自己的经学研究定名为“汉学”。清中叶以后，“汉学”、“宋学”的说法相当流行。

儒学各派在清代的登场，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文艺复兴”。它是清儒在既对现实政治不满，又受社会危机所迫下被动选择的结果，是拿不出救世良策下的无奈之举。清儒研究的是“圣人之学”，着意的是现实，核心是对“道”的探讨。此“道”是“圣贤之道”，也是现实道路。长期以来，学界比较多地从知识（knowledge，academic）层面来理解和考察清代学术。本章则拟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重点探讨清代各学派在儒家之道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韩愈《原道》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道”兼体用，有学有术。把“学”与“术”结合起来分析清儒之道，可以看到，清代学派的分化和增多并不意味着每转益进，而是途穷后的回顾，属于被动选择。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清儒拿不出良策，只好返身向后，向古人古书寻求答案。清初黜阳明学而尊朱子学，清中期宋学衰而汉学兴，清晚期于汉于宋皆不厝意，而出现今文经学和汉宋调和论。各学派虽然在研治古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将儒家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没能为现实社会找到一条可行之路。清代各学派向古学中求索“圣贤之道”，屡试屡败，充分暴露了儒家文化的弱点，说明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一

“各弘其道”与“定理学为一尊”

明清鼎革，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路向。“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令士大夫痛彻心骨。受此绝大刺激，气节之士在政治上拒绝与清廷合作，在学术上反省明朝灭亡的原因，努力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清初学风，由晚明王学末流之空疏，丕变为讲究经世致用之实学。王国维将清初学术的特征概括为“经世为体，经史为用”，堪称言简意赅。从学派的角度分梳，清初主要有阳明学派和程朱学派。阳明学派势力犹在，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被时人称为“三大儒”。孙奇逢等人未染王学末流“游谈无根”等陋习，注重经世致用，并汲取其他学派之长。程朱学派在继承明代学术传统基础上，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改进。顾炎武、陆世仪、张履祥、王夫之、陆陇其等程朱理学尊奉者，惩于晚明学术“空谈误国”，主张正本清源，明辨程朱与陆王学术异同。整体上看，清初学界，王学后劲多兼采程朱，尊程朱者多贬黜王学，从而呈现阳明学派衰落而程朱学派壮大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