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孔孟学刊》创刊词

曾振宇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已逾百年。“硝烟”散尽之后的今天，国人对“打倒孔家店”的认识仍停留在表层。国人过多留意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对孔子与儒家如何恣意批判，恰恰忽略了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自我反思与检讨。逐渐深刻意识到以往对孔子与儒家的认识过于“片面之深刻”。譬如，钱玄同当年一再呼吁废除汉字，把儒家著述“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但是，在1926年致周作人的信中，又开始自我反省：“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打倒孔家店”的旗手陈独秀早年高喊“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但在其晚年又认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与儒家思想有现代价值。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在“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尘埃落定之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界精英都纷纷进入“集体反思”之中。因为如果不能从片面激愤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结升华到对文化传统有一全面、辩证的认识甚至“理解之同情”，就无法在知识和人格上实现自我超越。可喜可贺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已实现了这一内在自我超越。

华侨大学《国际儒学论坛》创刊之时，恰逢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位先生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六十周年。六十一甲子，时光如白驹过隙。今天再读此宏文，仍然血脉贲张、心潮起伏。在四顾苍茫、一无所藉之际，四先生呼喊中国文化“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可谓有椎心泣血之痛。中华文化不像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自异域文化入侵之时，便在本土趋于衰微。中华文化虽历经劫难，仍瓜瓞绵绵，“活的生命”依然挺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倡导人人自觉成为伦理境界上“道德实践的主体”、政治上的“政治的主体”、自然界和知识界的“认识的主体”与“实用技术的活动主体”。儒家以“仁义”、“民心”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老安少怀、父慈子孝的人文情怀，四维、八德的价值理念，内圣外王的社会担当，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仍然闪耀着现代性的光辉。牟宗三先生尝言：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并不简单只是追求一个如何“适应”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在于：儒家之于现代化，是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

《国际儒学论坛》旨在立足于现代性高度，展开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以期“共同思索人类整个的问题”。夙兴夜寐，任重道远。东西南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圣人心同理同。

特稿

朱子哲学中“心”的概念

陈来

摘要 从晚明至现代，很多学者将朱子所论之“心”与气直接关联起来，认为其“心”是气或属于气。但通过仔细搜检朱子的全部《文集》和《朱子语类》，发现没有一条材料断言心即是气，这清楚表明朱子思想中并没有以心为气的看法。在肯定心为“神明知觉”的前提下，朱子特别重视的心的特质是“具众理”“主于身”“应万事”“统性情”，这五点可以说是朱子论心之大旨。同时，朱子拒绝把“形而上/形而下”这样的分析模式引入对“心”的讨论，这意味着“理/气”的分析方式不适用于朱子自己对“心”的了解。

关键词 朱子 “心” 理 气

朱子哲学中有关“心”的讨论很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因此在一篇论文中对有关“心”的问题作全面的讨论，是很困难的。

在这里我想集中地讨论一下朱子哲学中心与气的关系，更明白地说，就是：在朱子哲学中“心”是不是气，或者“心”是否属于气。我们知道，在明代后期的哲学中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性是理、心是气”，认为性和心的关系就是理和气的关系，如黄宗羲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批评明代朱子学代表罗钦顺。同时，在韩国性理学史上，如李栗谷也主张“心属气之发”。已故现代著名朱子学研究学者钱穆先生在其《朱子新学案》中肯定地认为：“朱子分论理气，性属理，心属气。”又说：“朱子释心，曰知觉、曰虚灵、曰神明，知觉虚灵神明皆属气一边事，非即理一边事。”已故当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更早就在《心体与性体》中认定朱子的心是气心，不是自律的道德主体。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曾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台湾学者都认为朱子哲学中心属气，为什么你不肯定这一点？”其实在我的著作《朱熹哲学研究》158页曾对这个问题作过简单的讨论。在这里我愿意进一步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要使讨论的问题清楚而不致混淆，有必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区分：一个是朱子自己是否说过心是气，是否认为心是属气；另一个是后来学者从逻辑上来了解朱子的结构，其中的心是否应该是一个属气的范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文的讨论仅仅集中在前一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