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云南连心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向荣 陆德泉

十多年前，当我们看到昆明流动人口社区的困境人群、云南农村的贫困人群所面对的处境时，我们在思考如何探索连心的社会工作模式时，一直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们。首先，虽然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正在学习港台较为系统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模式，但是云南的困境人群处境，以及公共政策的干预力度和资源等能比得上北、上、广和港台吗？进一步看，港台以及北、上、广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社工模式？还有哪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模式可以供我们选择借鉴？连心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在云南的探索，探索出更合适的社会工作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港台地区和欧美国家等社会工作模式的影响，推动以补救型为主导的城市个人服务和社会福利模式。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既有的政治经济脉络中，愿意提供一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弱势群体出现的问题提供救助和补救型的服务，并逐步制度化。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在上海、广东和北京发展较快，民办社工机构同时得到迅猛发展。在深圳、广州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在传统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急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带来的城市居民婚姻家庭关系的变迁、城市社区关系的转变、青少年偏差行为，以及大量流动人口进城衍生的就业、贫困、社会适应、亲子关系等城市化普遍性问题大量涌现。发达地区政府大力推动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传统社会工作的个人、家庭及社区服务模式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对策上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补救型社会工作的局限也逐步显现。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原来就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工作的互动。有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济贫活动、个别化的个案救助工作，以亚当斯（Jane Adams）为代表推动的睦邻运动以及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衰退罗斯福新政的积极社会政策则开拓了社会工作的新局面。面对大规模欧洲移民形成的城市贫困和贫民窟问题，亚当斯在芝加哥的贫民窟推动睦邻运动，通过民间睦邻社区组织提供的教育、娱乐和青少年活动，逐步动员社区居民改善所在社区的状况。面对经济大衰退，美国政府通过积极公共政策建立普惠性和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共社会服务，以及在政府机构中雇用大量社会工作者推行积极的贫困家庭和儿童的救助政策。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社会工作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城市社会问题，譬如青少年犯罪、儿童忽视、乞讨和流浪等，主要引进的是补救型的社会工作模式。究竟这种以补救型为主的社会工作模式是否合适，是否可以应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面对的贫困、失业以及种种社会服务不足问题，即是梅志利称为“专业殖民主义”的问题。后来新成立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有些国家甚至把社会福利计划指责为“非生产性”活动，认为其损害了经济成长的目标。

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各种整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策略的社区发展工作。比较著名的有印度甘地和泰戈尔推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社区发展模式。在西非，有些社会福利部门通过社区发展项目以满足不同社区需要；就是补救型社会工作也可以通过社区介入来扩展社区服务，譬如扫盲，道路、桥梁和灌溉系统建设，小规模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发小手工艺和乡村工业，建设社区卫生及教育设施等。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尝试逐步影响英国殖民事务署正式在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部门中确立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后来逐渐成为英国海外发展援助的主要工作方法。

也许，英国等发达国家以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海外援助形式逐步影响到联合国等多边发展合作组织，这些组织提供技术咨询和资金用来协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施社会发展计划。1969年联合国举行会员国社会福利部长级会议强调了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补救型、收入保障和发展性介入项目间的适当平衡，尤其是社会福利服务应当为国家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