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特区创设的历史背景

今日站在深圳湾畔的滨海生态公园，西有繁华的后海金融总部基地划破天际线，远处是飘带般横跨深港两地的西部大桥。蓝天白云之下，可以清晰地看见湾对面香港元朗的山脉和建筑。人们在沙滩漫步时，清风拂面、安然惬意。此时此景，已很难让人意识到四十年前这里是“大逃港”的主要路线之一。

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刚刚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因其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资格老、威望高、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所以经叶帅提名，中央决定，委派他到情况复杂的广东省“看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而这一时期，广东省正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偷渡外逃潮。以逃港最多的宝安县为例：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达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宝安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收容所人满为患。

习仲勋同志1978年4月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领我到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就去哪儿”，工作作风扎实的他希望能与逃港者直接开放交流。在调研的过程中，习仲勋了解到：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的农民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基于此，习仲勋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随后又到珠海等地视察，要求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广东与港澳的差距。他还采取几条新措施：让香港企业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等等。他鼓励当地干部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他的努力下，宝安县等地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逐步得到遏制。

“文革”结束到改革之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转折期，正是所谓“云冻欲雪未雪，梅瘦将花未花”之际。“大逃港”是民众用脚投票的表现，可看作当时国内政经压力的一个喷发口。所幸新的领导集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了这场危机，为这段辛酸的历史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实际上，经济特区创设的前夜，整个中国巨轮都在校准航向、劈波斩浪、勇闯险滩，以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

第一节

经济特区创设前的国内环境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绝不是偶然，是中国共产党因应国内外的主要矛盾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刚结束的“文革”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打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计划经济僵化停滞的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面对经济民生方面的困境，急需坚强和睿智的领导核心去领导人民群众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复出到掌舵，逐渐引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政经氛围带来了新气象，为改革开放进行了舆论和理论铺垫。

一 生活水平长期低位徘徊，人民期待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刚结束“文革”的共和国，可谓百废待兴。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使国民收入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政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客观来讲，“崩溃说”或许言重，但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