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金冲及

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老话：“十年磨一剑”。意思是说：为了做好一件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必须全力以赴，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据我所知，张海荣撰写《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确实投入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是全力以赴的。她在写成初稿时，已受到不少赞赏，并被评为2013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花了多年时间反复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有些部分还推倒重写，才形成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这种治学态度是很可贵的。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处在不停息的变动中。它以前是古代中国，它以后便逐步走向现代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历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极为强烈的冲击，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面对的使命已不只是一般的“自强”和“求富”，而是要“救亡”，必须“思变与应变”，从不同角度化为行动。

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总是充满各种不同社会意志的共存和冲突。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时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各种力量中谁都难以完满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成的“一个总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剖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刻论断。

甲午战争后的严峻局势、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引起中国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和意志的不同反应。它们可能有共同的地方，又有相互的冲突，这是事实。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清政府实行的“皇权改革”，都是在甲午战后客观局势下的产物。它们当然有很大差异，但都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作用，显示出历史发展通常是“一个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历史发展又有它的阶段性。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起着不很相同的作用，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当时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但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时在国内影响尚微。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向，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甲午战后中国进步知识界（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显然居于主流地位。“救亡”的口号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来的。他们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比较系统地宣传新学和进化论思想，断言“变亦变，不变亦变”，使知识界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维新派人士一般是书生，并没有推行改革的实际权力，除湖南在巡抚陈宝箴主持下实行了一些有实效的改革外，难以在这方面直接有更多作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清朝统治势力（包括由光绪皇帝主导、有关机构策划、各地高级官员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且在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开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方面仍采取了一些实政性行动。尽管有如本书所说，这些事业几乎都处在外国列强的严密控制和激烈争夺下，又在众多封建官吏的腐败经营下，存在众多严重弊端，从而一直受到人们诟病，但它毕竟也在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置之不顾，同样无法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所要揭示和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