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俄时代的旅俄华侨

自19世纪70年代始，来自中国山东、河北以及东北三省的破产农民和无业居民大量移居俄国的东部地区乃至欧俄核心地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俄国境内形成了分布广泛、人数庞大、从业各异的华工群体，成为近现代史上跨国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而旅俄华工就其历史起源、人口数量、生存际遇和活动区域都堪称鲜见。

华侨赴俄原因

华侨赴俄具有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

1.国内因素

土地减少。19世纪末，山东省是我国北方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清末民初时，该省土地总面积为168826平方千米，人口3900万。山东省土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3/5，土壤条件不利于农业耕作，谷地和平原地区人口过剩（每平方英里达1000～1300人）。山区的西部、济南的东部和沿黄河北岸居住人口稠密，即使在丰收之年，收获的粮食也不够食用，大批灾民被迫赴外谋生。近代以来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山东乡村贫困化至晚清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土地兼并问题亦随着贫困化的发展进入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以山东半岛一带为例，土地总量的50%以上为地主、豪强拥有，以前拥有土地的人，大多数都变成佃户。尤其是列强瓜分狂潮开始以后，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仅从1898年到1902年4年间德国就以青岛为中心共强购地14000余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买地4500亩，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或耕丁，他们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且常常受到“增租夺佃”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贫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涌向蒙古和东北的“封禁”地区私垦，后定居于东北，还有许多人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垦殖、采参或渔猎活动，成为华侨。

连年战乱。自1894年开始，十年时间里，在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上，先后发生了甲午战争、庚子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三次大规模战事，战争使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秀美山河满目疮痍，给北方各省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躲避战争，许多人背井离乡迁徙到东北各地，沿着中俄边境地区赴俄。

灾荒频发。据有关史料记载，黄河流域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水、旱、雹、风、虫灾从未间断，其中1855年的水灾、虫灾和1905年的水灾波及范围广，山东、直隶、山西灾害最为严重。1875年，山西省几乎无处不旱，全省受灾80余个地区，饥民饿死者十有五六，有些村落甚至无一生者。当时有人记录：“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里有余，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期，河南省“报灾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1914年山东风灾，1915年东北又逢水灾，饥民遍地。1915年4月2日《盛京时报》报道：“山东饥民，流离道途，转为乞丐。”同年4月11日该报报道“客冬天气酷寒，省垣贫民冻馁致毙者触目皆是”。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农民生计荡然，衣食无着，北方各省的饥民有增无减，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土地，豪绅富甲竞相购置地产，土地状况日益紧张。

为了生活，出关路上的灾民络绎不绝。1904年4月8日《北华捷报》记者写道：20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这位记者数了一下，在35分钟内走过了270人；又20分钟内走过了210人。

在清朝统治时期，出于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东北地区始终被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连绵不断的灾荒和土地兼并，迫使大量的山东人寻找外逃机会，尝试进入东北谋生。迫于灾民的压力，为减轻朝廷的负担，同时出于移民实边的政治考虑，清廷逐步取消对“龙兴重地”东北的“封禁”政策。1860年，清政府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1885年吉林省全部开禁。早在1860年黑龙江省已部分开禁，到东清铁路通车后已全部开禁。1902年，奉天省大凌河牧场全部开禁，随后东三省全部开禁，出关不再非法。另外由于当时东北边境空虚、外力侵逼，为了增民实边，清政府从华中、华东和华南加紧向东北边疆地区移民，1840～1850年东北人口从253.7万人增加到289.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3.39%；1850～1910年东北人口又从289.8万人增加到2158.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4.03%。人口激增导致东北土地集中地区农民破产和丧失土地现象不断加重，自由劳动力的数量迅速增长，同时由于封禁政策的取消，南方各省大量没有土地和失业的人们纷纷来到东北各地觅工，加之出国的合法化，大多数人进入东北后，继续北上，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佣工谋生，此间赴俄华侨人数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