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辑
本 期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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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编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
■ 第二编 流动家庭的困难与应对调适方式
■ 第三编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政策应对
流动人口家庭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代序）
汪建华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这支产业大军近40年的城乡往返迁移历程中，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逐渐在城市稳定下来。他们不再是城市的临时劳动力和过客。成为城市的主人，享有与本地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是他们最核心的诉求。农民工携妻带子，以家庭化而非个人化的方式迁入城市，是其城镇化、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可以说，这是对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和流动人口发展诉求的明确回应。不过，从国家发展战略到具体可操作政策的出台和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以大量严谨的研究工作为支撑。有鉴于此，精准地把握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详细地考察其流动过程中的主要困境和调适策略，并在体制和政策层面探求改良之道、回应其核心发展诉求，是摆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相关领域研究者面前关键而又迫切的议题。围绕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流动家庭的困难与调适方式、家庭化背景下的政策改进方向等而展开的议题，学界已有一定积累，本文将择其代表性成果而述之，并在前人的启发下讨论如何在经验、理论和政策层面加以深化。
一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
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讨论，相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议题，论述最为丰富、方法最为成熟。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多以大样本调查数据为讨论依据，相关数据既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0～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全国层面的数据，也有北京、武汉、厦门等城市范围的调查数据。已有研究广泛涉及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历史趋势、影响因素、区域与城市间的差异等主题，当然在调查方法上也有一些争论。
1. 总体趋势
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测算，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2.4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0.66%攀升至17.9%。流动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家庭化趋势。六普数据显示，独自一人流动者只占家庭户的26.76%，两代户、三代户则分别占38.52%、5.04%，流动人口正从夫妻共同流动阶段迈向核心家庭化阶段（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2013）。2010年、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也显示，单人户比重仅占1/4左右。2011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46人，两代以上家庭户比例为52.3%，47.1%的被访者实现了整个核心家庭的迁移（盛亦男，2013；杨菊华等，2013a，2013b）。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似乎更强。在2014年的监测调查数据中，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夫妻共同流动，61%实现了完整的核心家庭迁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
虽然不同研究数据来源不一，流动人口家庭定义和测算标准差别也很大，不过，从大多数数据看，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在逐年增强。从普查数据看，1990年流动人口生活在纯外户中的比重仅为7.44%，2000年则提高到46.06%，其中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户主分别占64.36%、61.49%（周皓，2004；段成荣等，2008）。同样的趋势也在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调查数据中得以印证（陈贤寿等，1996；翟振武等，2007；洪小良，2007）。
在普查数据中，流动儿童数量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有限。2010年我国0～14岁流动儿童有2291万人，比2000年增加881万人，不过，流动儿童数量在流动人口总体中却占比不高，仅为10.35%，反而比10年前降低了3.43个百分点（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等，201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留守儿童规模的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5290万人，而2000年仅有1981万人（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2013）。考虑到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增长，流动儿童增长幅度远不及留守儿童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之外也是流动儿童增速缓慢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2000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在流入地稳定下来，2010年后流动儿童迅速增长，留守儿童占比则相应下降。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2010年0～17岁流动儿童达4659万人（普查数据测算结果为3581万人），2014年增长到5981万人；不过，流动人口子女留守老家的比例由四成下降为三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鉴于普查数据与监测调查数据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对流动儿童随迁的规模尚难下定论。但连续四年监测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还是可以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将子女带到务工地共同生活，尽管在绝对规模的测量上可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