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譯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法國漢學歷史上的地位

藍碁 著 劉蕊 整理

摘要：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18世紀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與經典、詩詞等同步傳播至歐洲，成爲西方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三百餘年的法國漢學史上，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的翻譯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狀態。起初，作爲漢學家熱情追逐的對象，小説和戲曲不僅能幫助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更被視爲研究漢語的素材庫；20世紀以後，它們纔逐漸在法國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

關鍵詞：法國漢學 小説 戲曲

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傳播至歐洲，大約肇始於18世紀，它們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從而進入法語讀者的視野。之後，這些作品又陸續被轉譯成其他西方語言，成爲歐洲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與儒家經典、詩詞等在18世紀的“中國熱”中同步進入歐洲，它們既同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又代表和彰顯着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同角度，由於各自體裁、功用的差異，在法國漢學史上分列於各自的位置，遥相呼應。

一 在耶穌會傳教士的旗幟下

法國漢學的歷史源遠流長，與早期耶穌會在中國的發展緊密相關。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明末清初，許多法國傳教士也跟隨利瑪竇的步伐來到中國，開始向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傳遞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儼然成爲歐洲遥望中國的望遠鏡。1687年，《論語》（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的首個拉丁文全譯本問世，這是《論語》第一次被全部翻譯成西方語言，向歐洲全面地介紹中國哲學和儒家傳統，法國人的貢獻功不可没。

《論語》

1687年對於法國漢學而言，同樣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是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了五位“國王數學家”——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劉應（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與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到中國傳播歐洲科學。1696年，康熙皇帝贈送給路易十四49種312册中國典籍，其中包括《大清律》《本草綱目》《禮記》等，這些書籍由白晋帶回巴黎，構成了法國皇家文庫（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漢籍特藏的雛形。1700年前後，原隸屬於耶穌會“葡萄牙省”的遠東分支内部發生分裂，一部分會士來到中國傳教。從1697到1703年，赴華的法籍傳教士人數已達30名，取代葡萄牙傳教士成爲在華傳教的主流，迎來了“中國知識傳播”的旺盛時期。

在華的法籍傳教士向法國學者及民衆介紹了諸多有關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現狀，譬如：白晋《中國皇帝康熙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Chine，Paris，1697）、《中國現况圖像》（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Paris，1697）與李明《中國近事報道》（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présent de la Chine，Paris，1697）等。儘管這些著作與文學没有直接的關係，却是中國文學法傳過程中不容忽略的歷史背景。也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中國文學進入到法國人的視野。

該時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名《中華帝國全志》，被譽爲“西方早期漢學三大名著”之一，堪稱18世紀上半叶有關中國知識的總匯。這部著作不僅包含許多文本，還有大量的圖畫，既有諸如聖旨這類的文件，也有文獻。地理部分是這部著作最新穎之處，其中的地圖又是最珍貴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法國基本没有掌握到如此精確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