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探讨1915年6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约一年间围绕帝制问题的中国外交。严格来说，“洪宪”年号之决定与采用在1915年底，到1916年3月22日撤销，即俗称的83天，但后来一般都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为“洪宪帝制”，本书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以“洪宪帝制外交”指称这一年的中国外交。

中文学界对洪宪帝制相关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内政发展，外交史方面的著作数量不多，而且早有定论，即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而向日本出卖国权；并且欠缺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相结合，能与他国观点对话的严谨研究。

事实上，洪宪帝制之成败与当时的外交关系密不可分，若只从国内因素考察，很难有较全面的理解。1914年夏欧战爆发，波及远东和中国。欧洲列强分裂成两大阵营，集中全力于欧陆争胜，日本乘势夺取远东外交主导权，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洪宪帝制也与欧战息息相关，诸如英国购械、中国参战、协约及同盟阵营在华竞争、英日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等，都是当时的重要外交背景，与帝制运动的走向与成败密切相关。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袁世凯与北洋派一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历史论述中常遭忽视与贬抑，而袁世凯更是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历史评价，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理解的枢纽之一。然而仅由中国内部的视角，很难突破百年来史料与诠释架构的限制。外交史研究讲求使用中外档案与史料，可提供不同的外部视角与多元的叙事脉络，常可大幅度丰富国人的历史理解。

关于袁世凯卖国称帝的历史论述

过去关于洪宪帝制外交的历史论述，受政治宣传影响甚大。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可谓“革命史范式”的脊梁，不少人坚持“袁世凯不可翻案”；而中文学界及英、日文学界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对他的评价，差距颇大。

近年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袁世凯并不像过去说的那么不堪，对他在戊戌政变前夕的所谓告密，辛亥革命期间的背叛清室、修改逊位诏书窃取政权，民初的北京兵变、宋案、镇压二次革命、停闭国会等劣迹，都有比较公允的重新评价。然而迄今对洪宪帝制一案，尚未能有力地为袁氏辩解。诚如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百年回眸：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一文中所云：“近些年来，论者对于袁世凯无论如何‘平议’、‘翻案’，都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他最大的败笔，于己身败名裂、遗恨千古，于国则纷争踵至、细民罹祸。”

洪宪帝制最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帝制逆反时代潮流并与“二十一条”交涉失败相关联。前者主要是内政问题。袁世凯为何要称帝？本书对比不做直接探讨，但各国外交档案之记述，可以提供理解此问题的不同视角。关于后者，迄今主流叙述皆称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接受日本条件出卖国权，换取日本支持帝制。而在时间点上，中日交涉甫告结束，帝制随即推动，似乎很难厘清其间的关联。

“二十一条”交涉与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帝制的说法，由来甚早。民国初年，革命党对袁氏恒不信任，对其为人行事无不质疑污蔑，对“二十一条”交涉及洪宪帝制更是深恶痛绝。加以护国军起事时，多次发表通电宣言，谴责袁氏外交丧权辱国，作为起事的理由之一。这些谴责虽出于爱国义愤，但多无实据。

民初批评袁世凯卖国诸书，皆出于臆测语气，主要如1917年出版之黄毅《袁氏盗国记》称：

当五月九日袁氏违背民意不顾国体，私允日本种种要索，无故而成丧权辱国之中日新协约，其间密使往还，私情隐约，究起根于何因，结束于何事耶，不特当时遽尔私允要求，而且故留五项悬案，预为日后余地。比时虽盛传袁氏因盗国自帝起见，惹起此种交涉，又为日本所挟制，乃留悬案为帝制现实时之余地。吾于所编中国最近耻辱记书中，亦曾约略记之，因事关暧昧，又属风传，不敢遽以为信。不意于中日交涉结束未久，果然日本公使日置益氏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此中秘幕，杂变无凭，不敢妄为断语。然其不惜断送国权，割弃领土，以图承认帝制之交换品，固有前事可证，是袁氏之惯技，又无须隐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