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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B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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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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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聚焦：埃及与沙特的转型之路

埃及发展转型的教训与启示

田文林

内容提要多年来，埃及一直谋求富国强兵，但效果不彰。本文认为，埃及“强国梦”破灭主要有三大教训：执政理念从依靠中下层转向依靠中上层，导致民众与政府对立加剧；发展道路从矢志实现工业化转向通过全面开放实现发展，导致埃及重新成为原料生产国；对外战略从“亲阿、反以、疏美”转向“疏阿、和以、亲美”，导致埃及外部生存环境恶化。埃及的教训值得其他国家汲取。

关键词埃及 阶级基础 发展道路 对外战略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地区大国，该国从19世纪初就启动现代化进程，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萨米尔·阿明语）。1952年“7·23革命”后，埃及再度引领中东之先，重启富国强兵进程。然而，迄今为止，埃及非但未能成功崛起，反而日趋衰败。目前，埃及8000万人口中，半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960年，埃及人口预期寿命、人均GDP等指标与韩国大体相当，如今埃及人均GDP只有韩国的1/5，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就是该国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且，政权更替数年来，埃及经济每况愈下，处于该国建国六十多年来最糟糕时期。埃及的境遇在第三世界中颇具典型性，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其他国家提高治国理政水平提供镜鉴和参考。本文拟从阶级基础、发展道路、对外战略三大方面进行剖析。

一 从“依靠下层”转向“依靠上层”的执政理念转型，导致当权者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政权根基日趋动摇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当权者只有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政权才能稳固持久。历史上，许多国家频频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共同原因就是当权者日趋背离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垮台。当代埃及的兴衰变迁，与其执政理念转变直接相关。整个20世纪，埃及当权者的执政基础大体经历了“依靠上层—依靠下层—再依靠上层”的周期性转换，与这种阶级基础周期性转换相对应，埃及正好经历了“衰落—兴盛—再衰落”的过程。

1952年埃及独立前，法鲁克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当时，埃及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人数不到总人口的0.5%，却垄断了埃及主要的土地、工厂、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掌握着每年50%以上的国民总收入。在农村地区，不足6%的人口（约16.2万）掌握着全埃及65%的耕地，其中拥有200公顷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土地所有者总人数的0.1%。2/3以上的地主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是以苛刻条件出租给佃户，地租平均为土地纯收入的3/4。与之相对应，当时的政权机构以及议会、党派、报纸、法律等，都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统治模式，极大地抑制了多数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埃及阶级矛盾尖锐，政府软弱无能，只能长期臣服于英国殖民者。

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7·23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它是以人民力量为一方，同以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殖民主义等反人民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纳赛尔掌权后，明确依靠中下层民众，采取一系列政策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埃及在1952年9月9日颁布第一部土地改革法，内容涉及没收法鲁克王室的土地和财产、规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定地租最高额度、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此后，政府又颁布了几部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修正法案，不断降低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1952年到1981年，埃及小土地占有者（5费丹以下）从260万人增至350万人，增长率为34.6%；同期，其占有的土地面积从210万费丹增至290万费丹，增长率为38.1%。二是改善和提高工人地位。埃及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尽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如1952年的第317号法令，规定了工人的新权利和待遇；1952年的第318号法令，简化了解决纠纷的手续；1953年的第165号法令，限制资本家集体解雇和迫害工会会员；1955年的第419号法令，规定由厂主出资建立保险基金会；1959年的第91号法令，强调工人间平等。此外，纳赛尔还取消了法鲁克时期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从组织上削弱和打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