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维诺先生学术纪念

编者按：金维诺（1924～2018）先生是20世纪以来在敦煌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绘画史与鉴定书画史籍以及美术考古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美术史家之一，值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本刊邀请罗世平、熊文彬、谢继胜、廖旸等先生高足撰文，以专栏的形式表达对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图像与样式

——佛教美术的两个常识概念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在中国史籍中，佛教被称为“像教”。佛、法、僧三宝中，佛像为其首，这至少是佛教传入中国时的面貌。东汉明帝永平求法，佛像由此在中国得以绘制传播。汉末桓、灵帝时，宫中设华盖以祠佛陀、老子，佛像为上流社会所供奉。三国时康僧会从交趾北上建业传播佛法，“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佛教流布于民间。其时中国社会已知供设佛像是印度佛教的表征，汉籍中所谓“像教”，就是起因。寺院、石窟乃至于瘗埋的明器上塑绘铸刻的佛教图像，是佛教为像教的明证。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离开了印度文化的语境，落足于汉文化的土壤上，依草附木是佛教生存和传播的策略，像法和佛法就成了相互维护、彼此照应的内容。从汉代佛教图像的初传到唐宋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确立，中国佛教美术经历了几轮的改梵为夏，图像与样式都是其中的关键词。从佛像传播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图像与样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是塑绘本身，也远不止于石窟、塔庙及其像设形貌。在这背后，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路，类似于丹纳所说的“精神气候”，它的变化决定了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中国道释画的兴起即由精神气候所生，而图像与样式则是它的“表候”。

本文拟题“图像与样式”，用意有两个方面。其一，讨论佛教美术中国化过程中这两个常识概念的生成过程与文脉源流关系；其二，从美术品的遗存中寻绎图像与样式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借此重温美术史的常识系统和回到常识的方法。

一 关于图像

图像，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概念。西方图像学“Iconology”的词根“icon”，原意系指希腊正教的圣像图谱，经过瓦尔堡学派（Warburg school）的运用，转换拓展，引申到对社会、人文图像的研究，从而对图像的生成、指意、象征及其传播等功能得到多层面的诠释。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图像的生成常识体系仍是展开诠释的逻辑基础，如清人皮锡瑞言：“屡迁而返其初。”这个方法论的原则通用于各类图像的研究过程，研究图像及其传播自然也要尊重这一常识。

佛教东渐中国，以其地缘和交通而论，有陆路和海路之分。陆路以玉门关外的古代西域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海路多从广州附舶至南海抵印度，正史和僧史都有线索可寻。西僧东来传教和汉僧西行求法，皆循陆、海两道，佛法和佛像的传播也仰仗这两条道路的畅通。如果依据交通和地缘推证佛教的传播，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自然是沿着交通道路逐渐转进的方式，事实也证明这种沿路推进的传播属于一种常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体上是如此。例如，《法苑珠林》引南朝梁沈约的话：“佛教兴于洛阳，而盛于江左”，是指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情形。洛阳因帝王信佛，朝廷为信佛的西域人建“官浮图精舍”，以奉其神。这些信佛的西域人，既有从陆路而来的，也有从海路而来的，而他们带来的佛教图像，其产地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受洛阳奉佛风气的带动，在道教神仙方士原本活跃的山东徐海地区、吴楚江南地区、秦陇巴蜀地区，佛像初被视为西方的神仙，落地之后也被纳入西王母、东王公的神仙谱系之中加以绘刻，上述地区自然也就成为佛像进入中国后的最早流布区。这一由首传地向再传地逐渐转进的特点，已经得到早期佛像考古出土品的证实。图像的这种传播方式，属于“渐进式”的，更多时候是由民间力量所推动的，图像的寓意和功能也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偏离。

不过，图像渐进式的传播是一种常态，但并不是常识的全部。另有一种非常态的情形，那就是从发生地到目的地的直传，而不是逐站逐站地转进。如东汉明帝永平求法，起因是汉明帝感梦佛像飞来殿前，于是派使者去印度取得《四十二章经》和佛像图样，又将取到的佛像图样雕刻在洛阳的开阳门和显节陵上，从而佛像在内地雕绘风行一时。就考古发现的早期佛教图像而言，洛阳、徐州及四川、湖北、江浙等地的出土品，年代普遍要早于新疆及河西地区。类似的从甲地直传到乙地的情形，在北魏，在萧梁，在唐朝都曾有过。梁朝派使者将印度笈多式佛像通过海路传入建康，唐朝王玄策出使印度摩揭陀国将菩提瑞像带到长安，都有实物和文献相互印证。这种向目的地的直传，属于“跨越式”的。这种传播方式，多数时候是由于帝王和国家意志的介入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