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卷：总第20卷

本 期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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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

■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

■ 外国史学研究

■ 历史文献学

■ 人物志

■ 当代史学评论

■ 会议综述

卷首语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上卷（总第20卷）即将出版，照例向读者朋友就本卷内容做一说明。本卷设立“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人物志”“当代史学评论”“会议综述”等栏目，刊发22篇文章。

今年是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相关活动后，自南京中央大学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直至2000年3月21日逝世。他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亦是当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故本卷特设纪念专栏，发表瞿林东教授、周文玖教授、朱露川博士撰写的纪念和研究文章。瞿林东教授受业于白先生，他以发扬光大白寿彝先生学术的高度责任感，对白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断体会，常有新见。他的文章《思想、责任和文风——纪念白寿彝先生110周年诞辰》寄托了他对白寿彝先生的深切怀念，他认为深刻的思想、崇高的责任、平实的文风是白寿彝史学的风格和精神所在。思想，源于勤奋读书，更是源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怀；责任，出于对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自觉，尤其出于对神圣的史学事业的忠诚；文风，来自个人的学养，特别是来自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人生观和平常心。在白寿彝先生那里，思想、责任、文风是一个整体。周文玖教授的《史学史研究与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器局》论述了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研究在其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及影响，认为完成一部大型中国通史是白寿彝先生学术生涯的最高追求。在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系统中，史学史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专史，同时也是他的治史之器。他的历史学专业理论及中国通史理论，主要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史研究为他的“通识”“史才”、历史责任感、成一家之言的气魄，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滋养，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他鲜明的史学特色与史学史研究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朱露川博士的《继承·开拓·创新——白寿彝先生民族史思想三题》，从总结传统、提出理论和撰述新篇三个方面阐述了白寿彝先生对民族史研究的贡献，指出白寿彝先生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原则和方法，并将之贯彻于《回族人物志》及新型回族通史的编撰实践中。

历史书写是当今讨论历史编纂的一个热点。“历史书写”（historical writing）是西方学者常用的语词，翻译过来亦逐渐为我国史学界接受和运用。它与历史认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均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史学、近现代史学中，“历史书写”也是经常被讨论的。如传统史学中常言的“直书”“曲笔”“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近世顾颉刚先生说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都是讲的“历史书写”问题。本卷“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有三篇讨论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书写。它们以中国史学的具体实例融会了中、西方关于历史撰述的理论认识，颇有意义。王安宇的《从“慢于鬼神”到“暴虐迁鼎”——试析纣王历史负面形象变化的过程》指出，纣王作为商之末代君主，被周人的历史记载所毁谤在所难免。不过相比于春秋战国以来纣的滥杀无辜、残忍暴戾、戕害贤臣、大兴土木、沉溺于酒色与物质享受等“累累罪行”，西周所塑造和“抹黑”的“原始”纣王似乎更像一个有点糊涂的“昏君”，而不是“暴君”。这里固然有后人出于种种目的的作伪和附会成分，但是，由“野蛮”的商周之际跨越到“文明”的春秋战国，属于“神道”和“人治”的两个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或许是纣王跨越了西周以后“形象大变”的主要原因。战国以来相比于西周对纣王历史形象的塑造，是“重构”后的“层累”。胡祥琴、李家伟的《两汉历史大势影响下马、班的文帝形象构建》指出汉文帝形象在司马迁、班固笔下的差异，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得出认识：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身处不同历史大势、历史情境中的史家，往往会基于种种复杂原因而产生相去甚远的书写结果。历史大势是影响史家撰述旨趣与史料选择的重要因素，史家在对历史事实筛选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注入各自时代的精神。杨永康、张宇轩的《唐代政治斗争与上官婉儿形象之演变——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揭示了上官婉儿的形象在其墓志铭、《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中的巨大差异，墓志中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水火不容，忠心奉上，无辜受难，形象正面积极；《旧唐书》中的上官婉儿与武三思、韦后秽乱宫闱，挟势弄权，死有余辜，形象负面丑陋。文章对差异的原因做了深入探讨，认为此差异是由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造成的，李隆基的最终胜利对国史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墓志中的形象更接近上官婉儿的本来面目，《旧唐书》对上官婉儿的书写并不可信。这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官方历史的书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因此，史家对古代官方的历史书写应保持必要的存疑。范宇焜的《〈班马异同〉及其评点的史学价值》对南宋倪思撰写的《班马异同》以及元人刘辰翁所做的点评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在撰述旨趣、研究对象、对比方法等方面显现出鲜明的特点，在“史记学”“汉书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武文君的《〈辽史·兵卫志〉的史源与史料价值》认为，元修《辽史·兵卫志》的史源是以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底本，参之以中原官方文献，尤以宋朝会要为重要参考，并未取材于《契丹国志》《文献通考》等私人所修史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辽朝兵制及其阶段性变化有重要意义。但《兵卫志》纂修者存在嫁接文献、史例不严谨等问题，以致该志存在诸多错误，亦是治史者所应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