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关于圆明园内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的咏叹、帝后生活的逸事趣闻、局部景观的典故，均细致着墨、娓娓道来，是一本综合论述圆明园历史、建筑、文化的著作。本书以圆明园西洋楼建筑景观群为主线，介绍了东西方园林设计理念与方法的融合，诠释了西洋楼建筑在中西建筑文化与造园艺术交流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适合对圆明园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相关人士，研究园林文化的学者，普通高校建筑、园林等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相关从业人员阅读参考。

前言

这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世今生。随着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采用“合儒”与“补儒”的方式进行传教，并用西方科技和文化作为吸睛的工具，以此方法结交上层人士，通过进贡赢得最高统治者的好感，传教才有了很大的进展。而康熙把这种传教策略称为“利玛窦规矩”。以“利玛窦规矩”为重要核心策略，开创了传教的有效方式，传教士才得以进入清廷的政治权力中心，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高潮。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了被史学家称为“容教令”的圣旨，曾一度使天主教在清朝有了与佛教、道教同等的自由传播的法律地位。作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导，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大为增加，西方的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的引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有所影响，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艺术方面。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画法所创造出的“新体画”，在圆明园的西式园林建设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播。事实上，西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明朝末年就开始了，到清代早期，欧式园林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明显，造园艺术也随之达到高峰。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前后，是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禛（雍正）的一座“赐园”。地处“挂甲屯之北，距畅春园里许”的圆明园有着西山、海淀诸湖等得天独厚的外部山水映衬。雍正继位后，开始了对赐园圆明园长期的苦心经营。在此之前，康熙帝先后兴建了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则继承了这两座经典园林的精华，成为第三座兼具“园苑”和“宫廷”双重功能的离宫型皇家园林。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开始在圆明园南墙外增建处理朝政和举行典礼的宫殿衙署，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规模从原来的600多亩变成3000余亩。雍正帝布置了园中仿照中国地貌的山形水系，以凸显雍正的天子地位。雍正二年，圆明园内山水的大致框架和走向已经明朗，即以西北为首，流向东南，包罗九州四海，寓意帝王的一统天下。

对于圆明园的营缮工程，乾隆帝始终不遗余力。他首先在圆明园的旧有范围内调整园林景观，同时也增建了若干建筑组群以丰富园景。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十二处，根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可知，乾隆皇帝命名的“四十景”中有“二十八景”雍正帝曾经题署过，也就是说，雍正时期圆明园已经具备28处重要的建筑群了。经祖辈、父辈近百年的经营，乾隆继位后的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财力充裕，并且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国力达到鼎盛，这也为其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乾隆帝还扩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长春园位于圆明园东面水磨村一带，乾隆十四年（1749年），长春园开始动工兴建，因乾隆帝少年所居“长春仙馆”而得名。长春园的营建活动几乎持续了40余年，在此期间，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先后归入圆明园统一管理。

乾隆帝沿袭了其祖父康熙帝的好奇心，对西方艺术及建筑十分好奇。乾隆初年，御园中的各处就已经有西洋建筑了，乾隆四年曾在“山高水长”搭建过一座四丈二成方的“西洋房”，在“慎修思永”等处也早就有西式风格的装饰灯、塔及其他陈设。在雍正、乾隆两朝的大规模营建中，西洋传教士获得了发挥才能的良好机会，长春园的西洋楼便是对欧式园林建筑的全面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