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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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的亲职与抚育（代序）

施芸卿

作为一名五岁孩子的母亲，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困惑。生养抚育，为何在当下越来越脱离原初的自然状态，变成一件极为复杂、专业的事情？作为父母，为何当我们自身看似已拥有更高教育水平、更多资源和选择的时候，反而好像越来越不知该如何当好父母？进一步地，作为母亲，无论是“工作妈妈”还是全职主妇，为何似乎始终处于一种怎样都不够称职的境地，面临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当面对现代社会倡导的自我鲜明的独立女性形象和家庭生活中的以其他成员为中心的照顾者角色产生内在文化冲突时，除了成为“超级妈妈”外，是否还有别的出路？

这些困境，与而今席卷全球的抚育私人化、精细化趋势密不可分。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以阶级的视角，呈现不同阶级间的抚育模式断裂，揭示了背后隐秘作用于阶级再生产的文化机制。这部开始于三十年前，以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为田野的关于儿童成长的民族志研究，在当前的中国背景下读起来毫无违和感，尤其是中产阶级的那部分育儿片段，与我们当前城市中所体验到的抚育境遇极为相似。不过在中国，我们的画面更为混杂与碎片化，而弥漫在个体与家庭之上的情绪，更为焦虑和无助，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抚育方式的混杂。拉鲁的研究受布迪厄的影响，揭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断裂，视阶层内部同质而阶层边界清晰。而当前中国，从抚育方式来看，一方面，中间阶层内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教养方式出现较大的混杂和交错。协作育儿、精细育儿的理念辐射面较广，尽管不同的教养方式所需消耗的资源壁垒日益森严，但受独生子女政策、女性普遍外出工作等历史因素的影响，祖辈介入育儿、家庭的资源大量向下集中，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支撑了在一定范围内教养方式的跨阶层看齐。另一方面，在教育市场上，中西教养模式和理念混杂。在教育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西方中产乃至上层的文化生活方式涌入，如早期的乐器、绘画，到当前风靡的马术、冰球、击剑等运动，与大量被市场化的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如诗词、书画、围棋等，构成儿童教育市场上名目繁多的产品。但这些不同的方式之间，除了最直观地在价格和所耗费的时间上形成鄙视链外，内在的区分机制却并不明确，全家集中资源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对于“好”的定义在不同阶层、代际、地域却参差不齐。

二是抚育向私人领域的高度内卷化。就中国改革后的状况而言，在国家撤退、市场渗透的两股力量下，人类本身再生产的重任被抛向家庭。为了支撑精细化育儿的高昂成本，核心家庭向扩大家庭求援，每代人、每个人的生活都“以孩子为中心”被高度挤压：被定义为“养家者”的父亲需要不分昼夜地工作来提供经济支持；大多数母亲要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为家庭提供经济补充的同时，还要扮演好“教育妈妈”的角色；与此同时，由于公共托幼体系的不健全，祖辈常常需要牺牲自己的生活来辅助小家庭，提供生活照顾。在这个场景中，抚育的标准被市场力量裹挟着专家话语而不断抬高，但可依赖的公共资源非常少，市场提供的替代选择成本高且规范性不够，致使家庭不堪重负。

可以说，从现象上来看，当前“拼盘式”的抚育方式、被不断制造出的专家话语和市场选择，在抚育责任向私人领域内卷化的前提下，共同造成了抚育心态的焦虑。背后反映出对阶层固化的担忧，从名牌幼儿园到名牌大学，像多米诺骨牌，环环相扣。尽管在一个大范围的中间阶层内部，资源向孩子集中，以支付高昂的抚育成本，谋求持平或向上流动的可能；但与此同时，对于当前研究中还涉及较少的弱势群体，阻碍大幅度跨越阶层流动的壁垒正日益加剧。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阶层，在当前中国，个体对亲职和抚育困境的应对都局限于私领域，而缺乏对国家、社会的想象力。但是，仅仅是在一代人之前，儿童还是被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国家的共同财产，抚育并不完全是家家户户自己的事，与此相关的对孩子的理念、母亲的责任以及理想的抚育方式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因此，编辑这样一期集刊，是想将个体在当前亲职与抚育中所遭遇的迷思拉回至较为宏观的层面看待，通过集结本领域各视角下的优秀研究，探究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生养抚育作为联结人类生产与再生产之关键环节，是如何在“公”与“私”之间穿梭的？又是如何呈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在个体层面呈现的迷思，受到怎样的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作为母亲，其作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又是如何？对于孩子，我们的抚育理念又如何被时代要求所浸染？而我们的抚育方式在被市场化力量所不断裹挟向前时，又该如何重新找回对国家、社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