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总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与此同时，二元经济也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村的2.57倍，到2015年扩大到2.90倍。虽然自2010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缩小，但是整体收入差距依然较大。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以及1996年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头几年，这种差距有所缩小，但整体上这种差距仍呈现扩大趋势。事实上，这种二元结构差异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和人均收入方面，而且在社会福利、文化生活等方面均得到体现。

根据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同时也描述了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这种“后降”现象的出现，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异，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导向。但是，事与愿违的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就某种意义而言，二元经济一元化进程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短板性”因素。因此，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一元化发展的战略意义，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高度重视的一个命题。从目前的实际来看，我国基于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角度，主要是对劳动力、资本、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消除三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化经营，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

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未有相关的系统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化是否会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的配置起到优化作用？同时，这三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制度性安排？在优化配置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风险？在当前政府债务危机较为严峻的背景下，这些风险会对公共财政风险产生消极影响还是积极影响？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值得我们去研究。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二元经济一元化，自然而然就涉及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土地资源。从生产过程来看，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相类似，都属于生产要素。但相对而言，资本最具流动性和弹性，容易控制和积聚。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容易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导致农村空间的重构。从经济意义上分析，城镇化是土地从“自然物”转向土地资产的一个经济转化过程。在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化以及土地集约化经营的过程中，在没有制度障碍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或边际生产报酬将会收敛，最终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现代经济。而在这种一元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各类公共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财政职能转化为财政风险。财政风险的防范机制在理论上如何构建，仍值得研究。

1.2.2 现实意义

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包含经济因素，而且包含诸多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在于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政策因素主要在于二元的财政体制，割裂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的紧密联系，致使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规律双向自由流动，从而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当前二元经济结构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经济角度分析，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差距的最好选择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化以及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和资本流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类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生态风险、财政债务风险等。特别是在当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为庞大的背景下，这些公共风险必然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公共风险由于过度依赖于财政政策，终将转化为公共财政风险。因此，研究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公共财政风险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