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委会

主编：高丙中 袁瑞军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凯 句华 师曾志 李景鹏 张静

张长东 张海滨 金锦萍 褚松燕

第一章

总论：社会领域及其自主性的生成

通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个在思想意识、经济性质、行政管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私有财产存量巨大、自愿结社成长快速、文化价值多元并存的开放社会。我们从经济之外的“社会”范畴来看，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因为行政体系不再直接统治“社会”，“文化领导权”对“社会”的行使也改换了方式，执政党及其各级政府才有各种“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急切努力，试图重建社会自主性不断增长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机制。

对于中国的“社会”变化，很多人表示失望，提出了各种批评，如人文主义失落论、社会溃败论，以及各种道德滑坡的批评。但是我们倾向于给予中国的“社会”变化以高度的肯定。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是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其进步的幅度，我们固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但是只有通过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进行总括，我们才能够对此得到完整的认识。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的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与宏观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国的社会，只有在学术上认识了它在宏观历史进程上的位置的前提下谈论它的问题才是合理的。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中国改革近40年来最重要的成就，或者说是中国改革近40年来各种成就在“社会”的汇总。

如何在学术上认识并表述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一个尚在探讨中的议题。一些学者尝试用“公民社会”来概括中国社会已经取得的积极方面，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公民社会；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地走向公民社会。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或党政干部反对采用“公民社会”的范畴来给中国社会涂色，而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用“公民社会”来描述中国是不恰当的。这些争议既源于作者的不同政治立场，也源于其观察的不同视角。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行政权力依然强势，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是每天出现在官方媒体中，这容易产生一种炫光，从而遮蔽往下发现新生的社会的眼光。但是，若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注意到社会中的各种增量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政治（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和经济（营利组织和支持性的体制）力量之外的另一个社会世界。

按照采用社会的总体理论来概括中国的“社会”进步的想法，我们尝试用区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个领域（部门）的理论来评估中国“社会”的状态，我们十分肯定地说，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不懈创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领域，其自主性已经达到令政治力量和经济部门不得不重视并多少有所尊重的状态。

第一节

社会的分演与三个领域的理论

虽然人类共同体的领域分化以及其中一部分的社会分化都在长期的历史中具有久远的渊源，但是在根本上，这些分化都是在现代化进程达到相当水平后才初具形态的。“社会分化的水平成为能够定义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准”，领域分化的水平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中，人们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政治结合的自觉意识标志着他们对所谓的自然状态的脱离，共同体是以政治范畴作为文明进化的标志的；到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黑格尔在政治国家之下发现了主要包含私人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范畴成为时代发展的新标志；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经济领域的“社会”才逐渐彰显自己的价值、机制与边界，被称为“第三部门”“非营利领域”“社会领域”。三个领域划分的理论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国家演化历史的反映，虽然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方面的专门化发生在不同时期，但是到当代它们广泛并存于发达国家，是我们在宏观上认识它们的基本范畴。

第一，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出现后，理论家重视这种共同体新兴的“政治”属性，宣称人类由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也就是一个脱离了自然状态的阶段。对于新兴的城邦国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ke Koinonia”，即“政治共同体”。在词源上，“城邦”发音“波里”，是“政治的”之词根；在词义上，城邦的本质是与“公民”的本质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城邦的”、“政治的”与“公民的”是互文关系，指同一种现实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而城邦的存在目的是公民“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城邦国家是公民通过平等缔约方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比较来看，这种政治共同体是人类脱离了缔约前的野蛮的自然状态的文明社会。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发展作为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标志，他的论述方式仍然是霍布斯、洛克等人政治思想表述中的基本方式，他们虽然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是都假定人类在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组成了政治社会，从而进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