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观念与思想之间——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是桓占伟博士攻读博士学位四年的学术结晶，也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见解的学术著作。作为占伟的指导教师，在学位论文出版之际，我有责任为他说几句话，权作序文。

占伟是我所遇到的少数几个很有天赋的青年学者之一，在指导他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现在借写序的机会，回忆一下几年间教与学的经历，未尝不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我认识占伟，是他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文化遗产保护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刘坤太老师，我给他们这个年级的研究生讲过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概论两门课程。而对他真正开始关注，还是到了他要报考中国思想文化史博士生的时候。占伟硕士毕业后做的是旅游规划，却要报考思想文化史的博士研究生，对他的报考动机，起初我还真是有点怀疑，弄不清他是对这个专业方向真有兴趣，还是仅为一个学位而来。大概是在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伟买齐了全套的“新编诸子集成”和我划定的阅读书目中的基本典籍，这一点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开始感受到他做思想史研究的决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占伟确实是一头钻进去了，舍弃了他原来的旅游专业，摒弃了旅游开发的诱人前景，要一门心思做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了。他的这个转变，几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之前，在旅游学的专业领域内，占伟已经做得很好，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小有名气。人们想不到他怎么一下子就转得这么彻底，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转到这个既不赚钱又要坐冷板凳的专业上。

这个学位论文选题，是他自己选定的。占伟第一次带着这个选题和我商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这个题目给吸引了。通过义范畴生成的过程性研究，来揭示观念与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确是个好题目，很有问题意识。但问题是，“义”这个东西，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谈论它，无论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几乎都被人们谈烂了。在这个问题上，还能不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呢？如果在具体的义内涵的认识上亦即学术思想的层面上不能卓有新意，而观念与思想的辩证法没有较高的思辨水平也很难写得出彩，这样论文的学术品位就有可能受到损伤。和占伟第一次讨论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既高度评价了这个选题的思想价值，又表达了在这个选题上实现创新的难度，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支持他写写看。而占伟自己对这个选题则是信心满怀。

大概在博士二年级的上学期，占伟拿着十多万字的一章初稿来找我。当时，我很震惊于他的研究进度。他以前没有基础，这才一年多时间，他就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写出了十余万言的初稿，其投入精力之专注，勤奋之程度，是我没有料到的。但我看完之后，则略感失望。这是他第一次写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性文章，在问题意识、研究规范和学术思路、谋篇布局诸方面，都有欠缺。我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从问题意识到写作框架和文献征引，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修改要求，也从学术观点方面谈了一些大体看法。大概一个月之后，占伟交过来他的修改稿，这使我第一次对占伟的学术能力、理解力、悟性和思维品质，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我完全没有想到，从第一稿到第二稿，在很短时间里他完成了一个质的转变，一下子使我对他的论文充满了信心。

此后每一章的写作，他都和我讨论写作框架，明确问题意识。而每一章，他都能提出新问题，有自己区别于传统观点的独到见解，这使我对他的研究充满希望。而同时，我也要求他把每一章都写成独立成篇的学术论文，拿出去发表。博士毕业前后，他陆续发表的《试论孔子的义思想》（《齐鲁学刊》2013年第6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几篇文章，都是学位论文中的独立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