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持久的话题。但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干预经济发挥了极为重要且无法替代的作用。本书以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两个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两个企业进行长时段、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干预方式和目标，是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且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修订说明

本书1994年以“日本研究博士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初印数不多（2500册），再加上直接以中日两家近代企业进行典型分析，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多层次比较，进而观察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成果较少，所以本书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迹，不断有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询问笔者在哪里可以购到。承蒙招商局集团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将这本小书再版，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笔者在感到荣幸之余，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补。现将修改的地方说明如下。

主要的修改部分有两处。

第一处是原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八十年代中期招商局改组的实质”，根据近年出版的新资料，特别是汪熙、陈绛教授整理编辑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对1885年唐廷枢、徐润离开招商局，盛宣怀再次进入招商局担任“督办”一事的根源，以及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清政府对“商”的态度，进而对招商局的影响等问题的叙述做了进一步充实修改。

第二处是将原书第六章中的第二节“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问题的比较”抽出，改写增补成第六章“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方面的比较研究”。原来的第六章改成第七章。之所以将原来的一节增补成一章，是因为笔者在原书出版后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认识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近代化运动时，无论是购买轮船、兴修铁路、采购机器、兴办工厂，还是雇用外国技术人员，都需要政府做出重大决策和投入巨额资金，这对于此前都是农业国家的中日两国，无疑是重要而又困难的课题。怎样筹措兴办近代企业的资金，尤其是怎样对待和动员民间的资金投入近代企业之中等问题，不仅对两国实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十分重要，更是两国近代企业本身能否兴办和兴办的企业能否长久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原书只有一节，显得较为单薄，说服力也略有不足，尤其是对于民间资金的动员，中日两国政府的做法更是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之增补成一章就很有必要了。

再就是对全书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再版，虽经过笔者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肯定还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教。

朱荫贵

2016年初夏于上海复旦大学

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聂宝璋

朱荫贵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行将出版，值得庆贺。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我来说，纯然是一个新课题。作为“导师”，在尊重作者观点的前提下，从旁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对个别问题协同探讨，仅此而已，主要在于作者发挥自己的研究功力。相反，在反复研读过程中，“导师”也能从中受益，获得启迪。这或许就是“教学相长”吧。

近年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到1991年，全国规模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举行5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当中，共发表洋务运动论文1000篇，平均每年在百篇以上；共出版各类有关专著、资料集等三四十部。就此有专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从新的成果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朱荫贵博士的这本专著，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两家典型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发展途径和命运进行了个案分析，并进而探讨两国政府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这项研究对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打开视野和深化认识，做出了认真而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