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1—1872）、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91—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一

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路”者的高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入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