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百年回眸：《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

张宝明

《新青年》杂志是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它与“五四运动”这一重大的精神事件息息相关。它不但是外来思潮译介的重要载体，而且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百年之后，回到历史现场，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的活水源头，我们就必须首先着眼于《新青年》。《新青年》是公认的影响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元典。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现代性，是隐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而这里把“现代性”专门抬出来，似乎对《新青年》杂志来说有些牵强。毕竟，“现代性”一词在整个《新青年》杂志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周作人所译介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的一段话：“陀思妥夫斯奇是俄国最大小说家，亦是现在议论纷纭的一个人。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人说他曾受迭更司Dick-ens影响，我亦时时看出痕迹。但迭更司在今日已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止有约翰生博士著沙卫具传，可以相比。此一部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仍然现代，宛然昨日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只是周作人自英国作家W.B.Trites之手译出，也并非作者有意识的运用。可见，就《新青年》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论，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就我个人理解的《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也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内涵。

由此说来，现代性作为《新青年》这张亮丽名片意义生成的依据也并不牵强，倒可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马歇尔·伯曼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历史的惊涛拍岸，卷走了多少英雄豪杰，无论怎样慷慨的高谈阔论，都湮灭于历史的年轮之中。在后现代的解构文化中，经典更是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然而另一位哲人哈贝马斯则说现代性依然是个“未完成的方案”。既然现代性依然“未完成”，《新青年》就不会“烟消云散”。于是，镌刻在《新青年》上那“未完成”的“现代性”就与当下和未来构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绕关系。如同启蒙自身一开始就带有与生俱来的复杂性一样，现代性的多重、混沌的面孔在让《新青年》展现丰富性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

本书主要围绕《新青年》杂志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辑录了全国众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希望能解释启蒙的演变以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多副面孔的实际流程，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提供一个历史注脚。《新青年》杂志立于前启蒙与后启蒙的中间地带，为整个中国的启蒙运动承前启后，也为新启蒙和后启蒙的对话埋下了重重的伏笔。如果让我们回答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五四先驱者的任务完成了吗？凡是懂得理性反思的人，都会回归“五四”、重思忧患，而不是空谈超越。走进《新青年》知识群体，越发感受到超越“五四”的不切实际。更多时候，我想到的是，或许回归比超越来得更踏实，来得更真切。我很担心，我们人云亦云、勉为继承的五四精神是不是失去了原汁原味？毋庸讳言，在很多命题上，我们不但没有超越，而且还远不可及。这也就是《新青年》抛出的思想话语直到今天还打动着我们的原因。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新青年》的“主义”名目繁多，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名目繁多的“主义”，才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多元。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新村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蜂拥而来，于是才有了“少谈些主义”的劝阻。但必须看到，这些“主义”恰恰是针对当时的中国“问题”繁多而来的。先驱们一招接一招的“试验”，不过是希望在“立等可取”中找到快速、“见影”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政治民主问题、个人自由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女子教育问题、人力车夫问题、妇女贞操问题等等，都是启蒙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多研究些问题”的导向。揆诸《新青年》知识群体，尽管彼此间有着种种问题、种种主义的思想歧异，却共有着穿越不同层次信仰与行为的自由、开放、多元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