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

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

中国是拥有五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国，积累着丰富而又庞杂的大堆史料。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以内。这不仅非短时期所得遍览穷探，在物质条件多方限制的环境下，也不允许这样去做。可是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须向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

如果利用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一类现成的史书来学习中国历史，是不是能收预期的功效？第一，这类包含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学习者哪有这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消耗；第二，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第三，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一言蔽之说，这类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

我国广大读者需要的首先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

中国历史研究会同志们才力薄弱，不自揣量，草拟了这一部《通史简编》出来，不用说，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大胆的尝试，这仅仅是初步的探索，这仅仅是不值自珍的敝帚，这仅仅是聊备删削的草稿。我们怀抱着百分之二百的热望，要求大雅通人、先进硕士给我们严格的批评和指正。只有在批评和指正下面，才能完成写出较好通史的任务。

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凡七人：谢华、范文澜分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分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分任第三编，为了整齐体例，修饰文字，由范文澜任总编的责任。

今天，《通史简编》上册付印了，我们非常欣幸，因为我们将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历史研究会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再版说明

《中国通史简编》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以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蒋管区虽然遭受法西斯特务的禁止，但是一九四七年上海也终于印出了。这证明读者急需一部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不过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几年来接到许多珍贵的批评和指正，却又因为原来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们都负担起另外的工作，范文澜同志忙于赶写近代史，所以始终未能修改。去年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立，预计在近代史编辑完毕以后，把《通史简编》仔细订正。现在编辑近代史的工作正在进行，《通史简编》又须再版，只得根据原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词句上略有改动，较详细的修改还得留待将来。

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故本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年次全用公历。为便于检查，将公历、年号、帝王姓名和帝号，制成简单的年表。中国历史到西周“共和”的时候，才有确实的年数，所以年表就从“共和”元年开始。年表把同时存在的主要政权、年号并列。年表仅仅为了纪年，其在纪年上没有多少作用的，完全删去，如公元三〇四年从七月到十二月司马衷改变三次年号，删去“建武”、“永安”，只留下能继续二年的“永兴”；如公元四九四年南齐连换三个皇帝，删去萧昭业、萧昭文，只留下能继续五年的萧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