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须要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题和牟宗三哲学思想整体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如此才能真正彰显其意义与价值。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其时，任何一种认真思考中国未来道路的思想企划，都不可能回避这两大主题。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自由主义只是分裂和孤立地关注民主与科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民主与科学得以出现和健康发展的民族国家基础，从而致力于民主建国；唯有作为保守主义之典型的现代新儒学致力于探讨民主与科学的理论根据。其中，尤以牟宗三立足于其“道德的形上学”基础上的经“自我坎陷”而“开显”“皇极”的尝试，最为启人深思。牟宗三把这一尝试称为“超越的自由主义”，并以道德的形上学、立体的主体和新外王的开出，亦即“太极、人极、皇极三者并建”充实之，从而建构出一套规模宏大、体用完备的思想体系，因其为一由保守主义者提供的自由主义方案，对它的批判，将更能凸显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认为，哲学的希腊古义是“爱智慧”，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学。牟宗三亦以此来界定自己的哲学，因而，牟宗三的全部哲学都朝向一种实践哲学，其“道德的形上学”作为一本体论学说，蕴含着一种“用”或表现的学说。以此，牟宗三哲学实是一种“体用兼备”“承体起用”的学说。

在如此理解的牟宗三哲学思想体系中，政治哲学思想是处于表层的“用”或者“表现”，它所回应的是“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现实关心问题”。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政道，或者说是政权如何安排的机制问题，亦即是政权归谁所有、如何继承等问题。与此相应，“治道”即处理“治权”如何安排的问题，具体而言，即治权由谁掌握，如何转移，等等。牟宗三认为，古代中国“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即其在治权方面有比较合理的安排，但在政权方面则缺乏客观的、可靠的安排；同时，由于政权的取得与承继无客观、合理的安排，治权安排的那点相对的合理性也往往会被冲淡。因此，政道的建构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政权有客观而合理的安排，治权安排的合理性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总结传统中国在政权与治权安排方面的得失，确立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不同原则，对于实现“善治”、实现当代中国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表层”的政治哲学思想背后，则隐藏着“道德的形上学”和“真实的主体性”这两个基础。它们与政权、治权的合理安排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道德的形上学和真实的主体性为政权、治权的合理安排提供超越的根源和人性基础，而政权、治权的合理安排又须能为真实主体性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并深化对“道德的形上学”的切实领悟与体证，而后者反过来又能使政权与治权之安排更趋合理，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态势。

所谓“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的本体论学说。牟宗三强调要吸收与超越康德道德哲学，而康德道德哲学只包括“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和“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并无“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因而，牟宗三的哲学努力就是要用“道德的形上学”取代“道德的神学”，以此来产生其超克康德道德哲学的效应。

牟宗三以“道德的形上学”取代“道德的神学”的努力，有着文化传统和理论自身的双重合理性。首先，中国传统并不重视那创生万物的人格神，反而是以理性的态度，把远古的观念中的超越的主宰者，转化为一种本体宇宙论的创造性力量（Onto-cosmological creative power），从而把神学变成了形上学；其次，康德建立或证成其神学思想的进路或视角是他所谓的“自律道德”，从而有“道德的神学”之名，但牟宗三所建立的不是神学，而是形上学，且是带有道德性质的，或从道德的进路、角度切入的形上学，这就是牟宗三所谓的“道德的形上学”。质言之，牟宗三认为所谓“道德的神学”所完成的任务，可以由“道德的形上学”来完成。“道德的形上学”，实际上就是带有道德的性质或从道德的进路、角度切入的形上学。其中，“的”是表示修饰与形容的字，因而“道德”是修饰语、形容词，表示此“形上学”带有道德的性质，而“形上学”则是中心词，因而，“道德的形上学”的含义是带有道德性质的本体宇宙论的陈述。作为一门学问的“道德的形上学”是对带有道德性质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此二者构成了“形上学”）进行研究，其对象是形上学。而这种本体论和宇宙论之所以带有道德的性质，是因为其中的“创生实体”（亦即本体）既是人的“内在道德性”或心性本源，又是宇宙之本源，故有“从‘道德的进路’入”之说。因此，牟宗三所谓“道德的形上学”严格说应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这种带有道德性质的形上学，是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哲学形上学基础或超越的本体论依据。它表明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背后的宇宙生化之源和人的道德创造之本，提供了人理解其本真性或其自身的道德创造性的根据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