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现代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

第一章

导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回溯古代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一直是历代思想家反复讨论的问题。”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人们永恒的追求，现代化的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以为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第一节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道德与政治

一 治政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道德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各个维度。虽然思想家对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理解，亦无法给出一个科学主义式的确定答案，但是，对社会政治生活做出伦理学解释的价值在于，为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提出道德诉求，为国家治理的好坏善恶提供价值判断，为政治统治的良善做出道德承诺。就此意义而言，政治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政治不能超越道德价值，独立于善恶之外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社会必须以社会主流的道德信念为依据为基础为保证”。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及政治学与伦理学的分家，政治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崇尚工具理性的价值，“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高举工具理性的奥卡姆剃刀把德性、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理性从人的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导致政治与道德日益分离，政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这种主张严格界分伦理与政治的二元分析模式，被用于解读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古代治理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泛道德化与道德泛政治化。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治理中道德与政治的边界是模糊的，它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确立合法性根据的“德化的统治”的治理形态。但是，如果依据二元界分的方法将其全盘否定显然过于简单，这种政治去道德化的观点不仅无助于对古代治理的深层次剖析，也会把现实治理实践引向危险的路途：“它会把政治只变成一人一票的选举游戏，使政治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都无所承诺，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缺席，若再没有传统道德力量作为砥柱，政治便可能把社会引向道德混乱。”显然，站在民主政治与治理理念的立场上，古代治理所崇尚的尊卑、等级等伦理道德观已经不能再被接受，但是，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事务仍要追求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从而保证政治之治的目标和结果是行德为善。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治理与古代治理具有一致的追求。如果否认了这一点，治理的正当性就无从谈起，政治本身也会变得冷酷和残暴。

在中国的古代治理中，治国理政要遵循政治的道德，即政治应受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同时，理想的治理形态是一种道德的政治，即政治体现了道德的要求和目标。在此，道德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政治存在的前提，是政治的灵魂，政治与道德完整地契合为一体。“‘道德的政治’是要建立以‘道’为导引、以‘德’为贯通、以‘仁’为内核、以‘礼’为框架的融个人、国家、天下为一体的道德和政治的共同体，是以家国天下的整体和谐为根基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这种德治主义的实质是以“道德的政治”为指向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虽然有批评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实际上是“阳儒阴法”之治，“秦以前，儒自儒，法自法，世主能苦儒不能亡儒。自叔孙通首以法乱儒，媚泅上群盗，而武帝时曲学以阿酷吏者加甚焉，于是儒法混而儒乃几亡”。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德治主义的引导和规制，否则中国政治史将会呈现黑暗残酷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