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下卷，总第15卷。本卷设立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等栏目，所刊文章颇能体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历史学家如何书写历史？历史能否被反映和再现？史学家撰写历史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史学家在反映历史时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永恒的命题。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无不以他们的史学实践来回答这些问题。本卷的论文，虽各有自己的论题，但对这些问题关注较多。

吕宏山的《论孔多塞的历史观》，通过对孔多塞历史观念的分析和评述，揭示了孔多塞对一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见解。作为“百科全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可谓是西方近代史学的启蒙者。他对历史学与哲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历史学与人类理性、历史学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之论述，为实证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他继承了前辈启蒙哲人的历史思想，并把“概率计算”的方法引入对未来的预测中，从而使历史学与自己倡议的“社会数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中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缥缈的事业呢？”孔多塞的历史观的确给历史学家以信心，为历史学展现了光明的前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家。付杰的《试析犹太史学传统对约瑟夫斯作品的影响》剖析了这位史家的学术基因，指出他虽然吸收、借鉴了一些希腊—罗马史学思想，但犹太史学对他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赵法欣、邹薇的《普塞洛斯〈编年史〉中拜占廷帝王“形象”塑造的特点》，将《编年史》的帝王“形象”塑造之特点概括为普遍缺陷、手法隐晦和力求客观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拜占廷历史写作的发展趋势以及作者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王云燕的《内藤湖南与赵翼史学关联考述》，通过扎实的考辨，指出在日本近代具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内藤湖南承袭了清代史家赵翼的诸多成果，颇有益于考察近代中日史学之联动。

再把视线转向中国史学家。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吴淑惠的《前四史中的“隐形史家”（上）》在论述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叙事方面，视角独到，对发掘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富有意义。该文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存在众多史学家并不直接发表对历史的看法，而是设定历史场景，通过历史人物表达史家观点的情况。作者把这种特殊的写史手法称为“隐形史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有“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一条，表彰司马迁的高明叙事手法。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文章《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补充了顾炎武列举的事例，将此研究做了重要深化。吴淑惠教授青年时期接受西方汉学训练，又一直在美国各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和教学工作，她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展至前四史，提出“隐形史家”的概念，在揭示中国史学特点方面，可谓慧眼独具，反映了以西方汉学思维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精湛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史家中，张荫麟的中国通史撰述值得关注。周文玖的《执着的追求 卓越的成就》对张氏的中国通史撰写过程以及成就进行了深入探索。文章认为，张荫麟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虽历经时间冲刷，但至今仍光彩绚烂。《中国史纲》经久不衰，获得巨大成功，与张荫麟对中国通史写作的钟爱、重视以及执着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它在历史编纂理论、史实的考证和选择、历史的文字表达等方面，均臻于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