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马克思

绪论

扬起生活的风帆

一

寻找社会的原点和支点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记录着我近几年的学术探索之旅。核心议题是探索“社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说“到底”，有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自近代社会科学在欧洲诞生以来，就绕不开对“社会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自那时以来，对“社会是什么”回答的各种说法繁多，莫衷一是，到了“后现代”，甚至连社会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如宣布“社会之死”“社会概念的终结”等，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那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的“名言”。归结起来，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无论是重结构的整体主义研究范式还是重行为的个体主义研究范式，以及后现代五花八门的学派，都显露出种种概念迷思，它们阐发的各种社会概念和社会观念，已经不能提供卓识洞见和想象力了，不能满足当今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更加关注提升人自身的生活质量的发展诉求。英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说得好：“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合适解释，我们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呢？”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概念基石，对“社会”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为发展实践提供怎样的学理依据，也关涉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构建怎样的基本学术信仰、认知基础和研究进路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西方社会学的眼界，从现实实践出发另辟蹊径，重新奠定社会基石。

“大道”从来都是“至简”的，最真实的东西往往是最朴实的。学术研究被称为理性的游戏，但仍要把直觉放在第一位，直觉常常通“天意”。对于社会概念的求索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逻辑入手。费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跨越民族和国别的界限，从追本溯源、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文化自觉”，那么首先就要从把我们人类自己看成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化式生存的“生活性动物”谈起。这就是讨论“社会是什么”问题的理论原点。费老说：“人原是动物的一类，衣食生活，七情六欲等生活需要，来源于自然界的演化”，但生物界演化到了人这个阶段后则形成了超出其他动物的能力，“一个个人为了生活的需要而聚在一起形成群体，通过分工合作来经营共同生活，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形成“谱法”，就逐渐形成了社会性的生活共同体。因而他说，社会是人为了生活而造出的“实在的世界”。费老在这里就讲了一个“大道至简”的道理。古往今来，不管社会形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复杂到什么程度，这一基本逻辑并没有变。正像鸟巢一样，不管“巢”编织得多么复杂、多么巧夺天工，它都是不同的“鸟”为了自己不同的“生活”而编织的，并且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考察鸟巢时不能离开鸟的“生活”而孤立地考察鸟巢的外部结构，因为鸟巢是“鸟”和“巢”共同生成的统一体。当然，人类的“鸟”和“巢”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在此我特别要提出的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但至今我们对他的遗产从“事理”层面做的阐释较多，而从“学理”层面的挖掘尚有不足。费老晚年被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把生活引入社会的核心内涵，反复表述“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许多个人用分工合作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社会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社会就是群体生活”；等等。这些最直白的语言恰恰返璞归真地揭示了社会的实质，建立起了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和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对“社会的再发现”，同时也为社会学研究范式带来一场革命。而西方社会学是以现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为基础的，它的根本缺陷被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点到了命门：“遗忘生活。”在西方社会学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社会概念解释方面，生活具有外部性，在高傲的“本质”“理性”“结构”面前，“生活”只是作为背景因素或者被恩赐的消极对象。其实，在社会里，生活并不是坐享其成的因素，它是社会一切伟力的根源。游离于“鸟”这一生活主体能动性而外在孤立地考察“巢”，并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鸟巢”，这样的社会概念的构建不但使社会游离于生活原点，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支点和原动力，不能为人类构筑当代“鸟巢”的实践提供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