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从供给侧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如何启动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论证了通过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改革与宏观经济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的展望、新经济増长模式、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全球投资、农民工的储蓄与消费行为、证券市场的泡沫检验、企业层面的杠杆率与去杠杆进程等；第二部分为“资源、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低碳城市发展、能源政策的变化、钢铁产业重组、工业用水和能耗趋势、水资源和森林资源的保护、电力行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中国气候环境战略面临的挑战等。

供给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澳〕郜若素（Ross Garnaut） 蔡昉

宋立刚 〔澳〕江诗伦（Lauren Johnston）

引言

《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Song et al.，2015）一书出版后，中国经济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Garnaut and Song，2006）预测，劳动力日益缺乏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对中国原有的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相关的优势形成持续制约。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度投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以及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债务造成了投资过剩的严重后果，这就要求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与长期经济发展压力无关。改革期间的低生育率造成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特殊挑战（参见本书中Johnston等的相关文章）。国际国内的环境诉求推动中国调整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摒弃原有的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面对过渡时期的特殊挑战，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过渡指的是中国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向新经济增长模式迈进。这体现在2016～2020年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在全球经济波动不定之时，中国的变革已经开始。2007年年末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呈现各不相同的发展历程。许多国家在发达国家面临种种问题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相当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许多主要依靠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南非、尼日利亚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从21世纪初到2011年一直受益于中国强劲的资源需求，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下进入了困难时期。近几年，世界贸易扩张速度与产出相比较慢，使中国和其他地区失去了一个经济扩张的源泉。

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储蓄都远远高于投资，因而形成了由市场配置的最低的长期利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经试探性地停止使用历史上最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促进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仍然处于疲软状态，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可以达到的目标，这一发展趋势遍布各国。低迷的商业投资既是当代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后果，也是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原因。发达国家以及中国近期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世界经济增速下降到1.5%，随后在2009年进一步下跌到-2.1%。若非有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2009年年底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较高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跌至更低的水平。201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短暂恢复到之前正常的4.1%，但是一直低于20世纪中叶后任何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期的水平：2011年为2.8%，2012年为2.3%，2013年为2.4%，2014年为2.5%，2015年为2.4%。

为应对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开始了结构性变革。在中国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随后几年，发达国家采取了21世纪最为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高投资供应产业的需求出现暴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中钢铁及其他产品的过剩。美国和欧洲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其政治后果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