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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论丛》编辑部
土司研究
制度与符号：流变中清代土司制度的多样性发展
罗中 罗维庆
摘要：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因地制宜”的实施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发展。元朝的“土流兼制”，明朝的“卫司分立”，清朝的“卫司合一”，清晰地表明了土司制度在承袭中的流变。最终经“改土归流”的革新，导致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为特征的清代土司制度出现。这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土司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土司制度 流变发展 改土归流 政治符号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肇始于蒙古族执政的元王朝，完善于汉族执政的明王朝，废止于满族执政的清王朝，是我国唯一一项最初由少数民族开始实施、仅适用于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又由少数民族宣布废止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历经由蒙、汉、满不同族别执掌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长达数百年的实践中，因朝代的更替和主体民族的变换，也因统治民族主观意向和被统治民族客观差异，该制度的内涵发生过诸多变化，元明清三朝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尤为显著的是，经清王朝“改土归流”的革新，导致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为特征的清代土司制度出现。
一 流变中发展的元明清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发展，从文献记录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由“土官”到“土司”的流变过程。“土官”一词的应用，最早出现在宋代。《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丁酉，枢密院言，归明土官杨昌盟等乞依胡田所请，存留渠阳军。”《容斋四笔》载：靖州之地“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幕，邦人称之曰土官”。《宋史·蛮夷传》也有元祐二年（1087）“贯保、丰山、若水等砦皆罢戍，择授土官”的记载，可知至迟在北宋王朝的中后期，我国西南地区已经有了“土官”的设置。但宋代史籍中的“土官”记载，仅见于渠阳军（湖南靖州）等局部地域，其他之处多以“土人”、“土刺史”、“归正人”、“忠义人”等称呼见载。由此而推之，宋代并没有形成适用于全国统一的“土官制度”。故而“土司制度”自元代开始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较多学者的认同。
1.“土流兼制、以流监土”的元代土司制度
元代的土官设置已较为普遍，《元文类》中有多处“土官”的记载：“（至元）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长子殆昔，其邻境土官弗里皮之婿也”；“（大德）十一年，阿走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劫僰人夺官马以叛”，导致“纳楼茶甸土官禾希古”、“维摩州土官者欧芽者”及众多村落的火头响应；至治元年“云南行省定立州县，令刺秋父刺陶作土官，充莨渠州知州”等。《土官底簿》所载云南土官百余家，身世大多追溯于元代，如“云南县主簿张兴，大理府赵州云南县僰人，前职品甸管民千户所世袭土官”，“下江嘴巡检司巡检何海，大理府邓川州浪穹县土人，系旧日土官”，“阿迷州知州普宁，和罗罗人，相继承袭阿迷州万户府土官”，“沾益州知州阿哥，前元世袭曲靖宣慰使”，“姚州同知高义，僰人，系世职土官知州”等。《元史》中关于“土官”的记录，多处涉及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行省。明确记载了“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如下州。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参用土人为之”；“以其酋长赴胭，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的土官任用制度。还有宣慰使从二品、宣抚使正三品、安抚使正三品、招讨使正三品、诸路万户从三品、路总管从三品、知州从五品、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从五品、知县从七品等，土流不分全国整齐的职官制度。亦有“土官有罪，罚而不废”，“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的升迁奖惩制度；由土官执掌的“新添葛蛮安抚司”、“永顺保靖南渭三州安抚司”、“师壁洞安抚司”、“平缅宣抚司”、“忠孝军民安抚司”、“大奴勾管等洞长官司”、“羊母甲洞长官司”等行政建置，以及四川行省石耶洞、散毛洞、驴迟洞、新容米洞等34处洞、寨设置；湖广行省思印江等处、洪安等处、平头著可通达等处、溶江芝子平茶等处、沿河、祐溪、五寨铜人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麦着土村、会溪施溶等处、腊惹洞等53处蛮夷官设置；播州军民安抚司之下沿河祐溪等处32洞寨蛮夷官；新添葛蛮安抚司之下南渭州、上桑直、下桑直、保靖州等132处蛮夷官等，形成了以安抚司统辖各蛮夷官，蛮夷官统辖各“溪洞”的土官管理地方行政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