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全世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会经历一次抑郁症。同时，全球有4500万人正在饱受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超过20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困扰，其中超过一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护。抑郁症的诱因复杂多样，童年的创伤、成长的挫折、生活信心的丧失等都可能导致抑郁。

药物可以调节人的神经生物系统，认知行为可以帮助人调整应对抑郁症的思维方式，但是要彻底改变抑郁症人群的人格结构，精神分析最有话语权。过去100多年里，精神分析对抑郁的理解与探索从未停止，对抑郁症人群开展工作的一个关键步骤就在于提供持久、深刻的共情。共情，是人与人之间一项极为重要的能力。被看见、被听见，是疗愈人心的良方。然而，共情的能力却没有一开始就受到精神分析的重视。

立志做一名科学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毕生致力于研究潜意识、童年、攻击驱力等。当时在精神分析领域盛行着用精准诠释作为治疗手段的传统，精神分析家们将患者应对冲突的回避视为防御，着力于通过解释使患者获得治愈。彼时的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人到中年，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弗洛伊德派学者，也是颇有威望的导师。然而，因为一位患者，科胡特从根本上颠覆了精神分析的传统。

有位F小姐来找科胡特进行精神分析，在最初的一年中，F小姐凭借她过人的聪颖在分析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F小姐会说一段，停下来，让科胡特立刻给出反馈。科胡特通常会将F小姐所说的内容进行总结梳理，然后反馈给她。有时，他会加上一句F小姐上次提到的或者她自己已经知道的内容。F小姐会在这时勃然大怒，冲科胡特吼叫：“你毁了我的分析！”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如果按照经典派的观点，F小姐的表现被视为移情，她可能是将对抚养者的感受移置到科胡特身上，因此当治疗进展到关键时刻，F小姐出现了阻抗，拒绝向更深处探究，而是通过对分析师的攻击转移焦点。这么解释，一点问题没有，科胡特所接受的训练和多年经验足够支持他这么做。如果F小姐因此离开治疗，那么只能说明她的防御将她带离了精神分析。

然而，科胡特没有。他仔细聆听F小姐一节又一节的抱怨，真诚地抱持她的愤怒，并且将自己彻底代入F小姐的世界，去体验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在这样被注视和倾听的过程里，F小姐冷静下来，渐渐地，她告诉科胡特，童年时，每一次放学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讲起自己在学校发生的事，她的妈妈总会曲解她的意思，不管她说什么，她的妈妈就像没听见一样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科胡特的注视与聆听、真诚与共情，恰恰弥补了F小姐在童年时极其缺失的东西。于是，科胡特理解到，F小姐为他分配了一个特定的角色，他是幼年F小姐世界观架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意识到，F小姐需要的，就是他不断共情性地回应她展现的各种能力，并对这种能力给予肯定和认可。基于这一点，科胡特创立了镜映移情、自体客体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成为自体心理学的起点。可以说，整个自体心理学都是关于共情的。

我的督导师詹姆斯·费诗（James Fisch）博士是一位年近90岁的精神分析师，他曾是科胡特的被督导者及同事。出生于集中营的他，在职业生涯中有10年的时间在以色列执业，那时的以色列战火纷飞，有时做着分析，防空警报响起，他需要和患者戴上防毒面具躲进防空洞。他向我讲过一个现象：在他当时供职的精神病院，有一个重症病房，里面住的是极其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很多重度精神分裂患者长期没有意识，需要护士喂饭穿衣。然而，就在防空警报响起时，医院里人人自危，患者都处于要戴上防毒面具的混乱之中，这些许多年没有意识的患者，会突然恢复意识，像个普通人一样能够说话、交流并进行逻辑思维。然而，当世界重归安宁，这些患者又会逐渐退回到没有意识、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同样的情形，在伦敦遭到轰炸时也发生过，几乎每一次世界陷入混乱无序，精神病房里都会发生相似的情形，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