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有关“三农”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为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使这一时期成为农村发展的黄金期。各级党委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农村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农村工作研究的热度前所未有。我从2007年起任中共咸阳市委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已逾十年，有幸见证和参与了这一改革历程。十年来，咸阳党委农工部门的名称多次发生变化，从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到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再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办公室，反映了农村政策演变的轨迹，也是三农理念创新的路径。我通过研读党的“三农”方针政策，从田间地头了解农业生产态势，从时代变革中体察农村脉动，从神经末梢感知农民需求，以农民的视角反思政策，以良知良心建言献策，夙夜忧思，取得了一些关于“三农”工作的感悟和收获。十年来，我既是地方“三农”工作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既是理论的研究者又是实践的探索者，既是农民的儿子又是行政官员，多重身份使我在解决农村基层各类问题和矛盾的体会中，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中，在总结农民自主改革创新经验的过程中，对党的农村政策有了切身的感受、思考和比较。我认为当前破解“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与党委农村工作部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的地位相似，“三农”问题也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暴露的问题多，解决的办法少；政策文件多，含金量少；理论多，农民的话语权少。立场问题向来都是基础性、根本性问题。我的体会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决策是否正确、是否有效，措施是否得力，关键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出政策、定措施是否真正站在了农民的立场。

农民的立场就是公平的立场

所谓公平就是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为什么我们一边在讲重视“三农”，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一边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政策叠加和效果堪忧的对比，说明了“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三农”本身，而是体制，这不是仅靠有限的政策调整就能够解决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制约。长期以来，封建等级观念和二元体制扭曲了一些人对农民的认识，农民往往被他们看成愚昧和落后的“社会底层”，这种偏见，导致把农民应得的权利视作对农民的恩赐。这种恩赐意识让政策导向误入歧途。比如把农业政策叫作“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把治理农村三乱行为叫作“减轻农民负担”，把国家对农业的投资称为“财政支援农业资金”等，就连取消“农业税”本身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仍有人在舆论上将“农业税”与封建社会的“皇粮国税”相提并论。如此等等，没有任何对农民利益被剥夺的愧疚，没有意识到“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是还农民账的行为。因为“恩赐”观念的存在，所以对农业的投入难以保障，扶贫款、农业补贴像“唐僧肉”一样被克扣、盘剥、贪污。二元体制使我们在思想观念、行政方式、行为方式上自觉不自觉地形成“重城轻乡、歧视农民”的二元思维。2011年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女士提出的“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的提案，语惊四座。她的理由是：“上大学是要很大费用的，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大学生就返贫了。”“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并不容易，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也可能连工作都找不着。”她显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因而开错了处方（加剧二元体制的处方）。还有那些“农民工积分落户”“以宅基地换住房”“以户口换社保”等举措，都损害了农民利益，加剧了城乡发展、市民与农民的不平等，这样的政策是不会受到农民欢迎的。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对农民来说，最大的幸福和尊严就是平等。为什么农民对一些惠农政策有意见，对一些工作不配合，对一些改革不参与，因为在政策的制定中农民鲜有话语权，一些政策没有反映农民的实际利益。不公平会让干群关系裂痕加剧，会让社会阶层固化。如果我们不能让农民享受更多的改革红利，不给予农民更多的话语权，不改掉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规体制，破解“三农”问题就成了永恒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