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导读

赵晶

关于敦煌、吐鲁番所出的汉文“法律”或“法制”文献，百余年来，学界已积累了相当宏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文献整理和拓展研究两大类。前者是指对文本概况的描述、文字的录补校订、名称与年代的推定、残片的缀合等；后者是指立足于文献所展开的各种主题研究，如唐代各种法律形式的关系、《唐律疏议》制定年代、唐代法制在边陲的实践状况等。由于篇幅所限，本专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前者，即文献整理的基础性研究。

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集成性文献整理成果已有六种，逐一开列如下。

Yamamoto Tatsuro，Ikeda On，Okano Makoto co-edit，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Ⅰ Legal Texts，（A）Introduction & Texts，（B）Plates，The Toyo Bunko，1980，1978.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唐耕耦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三册《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

吴震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四册《吐鲁番出土法律文献》，科学出版社，1994。

Yamamoto Tatsuro，Ikeda On，Dohi Yoshikazu，Kegasawa Yasunori，Okano Makoto，Ishida Yusaku，Seo Tatsuhiko co-edit，Tun-huang and Turfan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Ⅴ Supplements，（A） Introduction & Texts，（B）Plates，The Toyo Bunko，2001.

至于这六种成果所收文献的数量与范围，可参考表1。

表1 六种集成性成果的概况

表1 六种集成性成果的概况-续表

由表1可知，在不同学术脉络下，“法律”与“法制”的内涵、外延并不一致，学者对“文献”与“文书”的理解也未尽相同，所以集成性成果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如日本出版的两种成果，以“legal texts”为名，所收的文献限于法典与判集，并不包括公、私文书；而中国出版的三种成果（《真迹释录》除外），在法典与判集之外，或多或少都收录了公、私文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学界对“文书”有特别的界定。所谓“文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表达意思的书面文字载体，若其所生效力与作用皆已消灭，成为过去，那么便可称之为“古文书”。如仁井田陞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被目为“中国古文书学体系化之最初尝试”。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通论，涉及法律文书的源流、材料、画押、手印、印章等问题；第二编为私法关系文书，共分买卖文书、交换文书、施入文书、消费借贷文书、使用借贷文书、赁贷文书、雇佣文书、承揽文书、票据、赔偿文书、离婚状（休书、离书）、养子文书、家产分割文书、遗言状、户籍等十五类；第三编为公文书，分告身、铁券、国际盟约文书、教（附：牒）、符、过所及公验等六类。在仁井田氏的意识中，“法律文书”并不包括法典与判集。所以池田温曾总结道：“本来敦煌文献也被称作‘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遗书’等，这些用语大致都具有同样意思。……‘文书’一词在历史的史料学和古文书学中，是有别于书籍的带有限定的专门用于记录的意思（是有特定发信人和收信人）的文件，因此对包含有典籍、文书、记录在内的敦煌资料，比起称作‘文书’来，使用‘文献’的通称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