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而三次的形式明显有别，以共和取代专制，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可分别标名为进入民国、统一易帜和迎接解放，作为主体，则是由臣民变为国民，进而公民，再进而人民，至少在今人并不一致的观念里，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有着政体、国体、社会性质等分别。而亲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这样理性概括的认识，他们的直观感受与缘自立场、身份、思想不同而来的差异相混杂，心境随着情势的展开变化而波动，言论行事与后来者的看法固然不尽相同，与他们本人事后的回忆解读也往往有所出入。不过，三次政权鼎革的形式内容有别，又会在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留下烙印，而显示出心境与行事的差别。这些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如何度过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进入新政权、新时代，经历三次政权更迭者的思维行为有何异同，既关乎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新政权及其命运的认识，颇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与光复，对于政见立场不同的人而言，虽然感受态度各异，也都要经历政权更替的考验。

三次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为肇端，虽然逊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数人自愿坚持或不得不继续臣子的身份，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因此由臣民变为国民。这样的变化，在亲历者鲁迅后来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显得有几分滑稽，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段时期内更是贬为仅仅换了一块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锁，也绝不仅仅是剪掉一条辫子那样轻而易举。当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尘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亲历者顺时序展开的喜怒哀乐的脉动，可见历史的发展并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关史事远比今人所认为的更加丰富多彩。

以各类亲历者的所见所闻为视角，自然有以何种材料为凭借的问题。考虑到即时性与连贯性，应循两条准则：一是取材以日记为主，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其他文献；二是时段以政权更替的时间为限，本篇即定为辛亥、民元，前后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记主人及其所记之人事。这并不意味着全然相信日记便是信史，中国日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所谓日记是人们内心世界写实的说法，不无可议；也不表示依据日记即可反映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普遍状况，而是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前贤甚至以为历史是由细节决定的），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尽管相对于此前，晚清民国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记最多的时期，可是有条件和能力记日记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毕竟不占多数，愿意并坚持写日记的更少，能够留存下来又幸而公开面世的，则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记日记，偏偏辛亥、壬子两年的不见踪影，如刘大鹏、朱希祖、周作人、颜惠庆等；或是两年当中仅有一年的日记传世，如沈家本、汪荣宝、胡骏等；甚至仅存的一年也残缺不齐，如蔡元培、张元济、钱玄同等。有的人虽然记日记，也保留下来，可是内容过于简略，或仅仅如流水账般记事，或多记身边私事及自己有兴趣的某一类事。参酌其他各类资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动，不无价值，用于本题，则不易展开。如徐世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记不动声色到了不着痕迹的地步。缪荃孙的日记更是几乎不涉时事，即使在学问方面也只关注文籍版本等事。还有的日记虽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为只是断简残篇，无从录要，因而只将较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余肇康、张棡等，零星的则付诸阙如。实则视角不同，看法估价各异，历经岁月磨难，能够留存下来实属不易，最好不加选择，和盘托出。

有的文献，显然依据日记写成，如王锡彤的《抑斋自述》，而遣词用字，已多后来修改的痕迹，用于记事叙事，尚可参酌使用，要想显示顺时序展开的心路历程及态度，就很难如实贴切深入。这样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记》后加的每年题记部分也反映明显，不与原文参照，不宜直接作为当时的记述引用。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赖清健的《庸叟日记》，显然经过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掺入一些后来的观念意识。至于《历代日记丛钞》收录的《梅川日记》、《中国革命日记》、《武昌起义日记》等，或不过笔记的变形，或是后来逐日记录革命进程中的大事，形同日志，或是事后根据记忆及时势重新编写，不无记事之功（当然也须勘验），但至少不能如实反映当时事主的见闻心境。所以，本文较多征引的日记，未必是由于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大都为当时的直接记述（偶有事后不久的补记），不受后来时势变化的影响，而且所记事实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