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

旭彬多年来主持腾讯历史频道，主编的“短史记”系列选题视野开阔，行文轻松，喻义无穷，曾是我追踪阅读的栏目。旭彬个人著述量大质高，几乎出一本热一本，毫不夸张地说，早已成为新一代历史类写作台柱子之一。以这几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为例，史料丰沛新鲜，思想深刻，行文老练，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各界具有共同阅读兴致的历史类读物，实属难得。

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主要研究描述1861—1911年这50年间中国的改革进程。从大历史角度看，这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集中精力研究这段历史，弄清这段历史的起承转合与前因后果，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学术工作。旭彬的这部巨著，将编年与纪事本末诸多体裁综合运用，50个年份中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着落，或者单独叙述，或者放在某一主题下述及，纵横结合，详略得当，引证翔实，叙事张弛有度，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一段历史虽然过去了100多年，研究者也先后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但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叙述，这依然是学术界必将持续探究的问题。旭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许多说法极具新意，我也大致赞同。我想接续讨论的是，放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毫无疑问，实实在在的遗产就是中国终于踏上了工业化的路，中国终于从农业文明走出。这在今天一般人的感觉中可能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知道，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产业就酝酿着突破，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酵，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发生。而此时的中国正沉溺于盛世想象中，对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以及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变化，竟然毫无察觉。

20年后，英国人来了，他们很自豪地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和新成就，希望中国注意这些新趋势，开放市场，让英国这些新颖的工业品进入。假如那时的清朝统治者打开一扇紧闭着的国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然而历史无法重来，清帝国竟然在英国工业革命100年之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工业革命。旭彬的这部大书就从这儿开始。

耽搁了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碍。旭彬说，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诚哉斯言！据此就可以解释50年改革所遇到的麻烦，很多是历史留下的许多意识形态屏障。自己很难逾越。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工业化终于在蹉跎了一个世纪之后开始了。此时的日本即将开始维新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英、法、美等几个大国。假如当时的中国像英、法、美所期待的那样打开国门，让外国商品自由进出中国，让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区域，重回汉、唐、宋、元，或许，中国的市场能得到充分开放，经济实力也会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可惜的是，我们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廷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愿。清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由此理解19世纪80年代中外关系日趋紧张，1894年的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激化了这一关系。